中华的惆怅
  有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国。
  实际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模式和样式、制度和尺度，都是由组成这个国家的国民，以及他们的文化和历史决定的。强大的国民喜欢弱小的政府，自由的国民欣赏松散的制度，愚昧的国民盼望英明的领导，软弱的国民依靠强权的统治。因此恩格斯说，如果某个国家的政府是恶劣的，而且尽管恶劣却仍将存在，那就可以用该国国民相应的恶劣来解释。[16]
  但，这里面有问题。
  众所周知，人类最早的国家，大多是君主制，少数是共和制，极个别是民主制。西学东渐前的中国人，更一直认为君主制天经地义，别无选择，反对派一个都没有。如此说来，难道世界上大多数人都是不要自由，想做奴隶的？
  当然不会。
  这就必有原因，必有道理。
  什么原因？什么道理？
  天下必须有序，群龙不能无首。
  没错，中国原本就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如果再摊上洪水泛滥、外敌入侵，就更需要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需要号召力和凝聚力，至少得有万众一心的象征。这个功能，在那时不可能由别人来承担。为此，人民只能做出牺牲和让步，对高举旗帜的君主俯首称臣。
  这，大约是法家以外思想家们的想法。[17]
  因此，除法家外，其他各家对君主制度和君主权力，都是“有条件的维护，有保留的赞同”。比如儒墨道三家都认为，君主可以有，但得是圣人，至少要合格。孟子甚至认为，君主如果不合格，就应该下台。又比如，三家都认为，君臣之间不能是奴役与被奴役的关系。孔子就说君对臣要彬彬有礼，孟子更认为君若“目中无人”，臣可“视如寇仇”。如果那君主太不像话，人民还可以发动革命杀了他。这能说是“想做奴隶，不要自由”吗？
  君主制，并不等于奴隶制。
  独立、自由、平等，毕竟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不会有哪个民族是例外。
  只不过，历史会有不同的尝试和选择。
  可惜，儒墨道三家主张的条件和保留，离民主或宪政还有十万八千里，实行起来也有诸多问题。比如什么叫“圣人”，三家就说法不一。儒家讲“仁民爱物”，墨家讲“明察秋毫”，道家讲“清静无为”，请问以谁为准？还有，君主如果不合格，怎样请他下台？有办法吗？有法律吗？有制度吗？有程序吗？没有。
  那就只有一厢情愿，以及惆怅。
  中华民族的国家史和文明史，就是一部不断追求独立、自由、平等，又屡屡求之不得、得而复失的“惆怅史”。
  是的，正如希腊实行过“直接民主”，我们也试行过“直接君主”；罗马实现了“以法治国”，我们也探索了“以礼治国”。我们甚至设计了种种方案，希望能够做到“君权与民权并重”。最起码，也不能生灵涂炭，民怨沸腾。
  然而曾几何时，这些都成为泡影。分权变成了集权，集权变成了专制，专制变成了独裁。秦、汉、隋、唐、宋、元、明、清，每下愈况。改朝换代一次，起死回生一次，也腐败溃烂一次。最后，不得不拜西方列强为先生。
  其实“先生们”又何尝一帆风顺？希腊城邦，孤帆远影；罗马共和，日落西山；民主进程，一波三折；自由之路，险象环生。宗教裁判所就不说了，十字军东征也不说了。单是20世纪，世界大战就打了两次。
  文明的步伐，总难免一脚深一脚浅；国家的意义，谁都不可能一夜看清。唯独需要国家，古今中外一样，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臣民还是公民。
  那么，国家的秘密又在哪里？
  * * *
  [1]阿歇尔（ussher），又译厄希尔、厄色尔。相关材料请参看朱狄《艺术的起源》第13~15页及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
  [2]埃及文明和西亚文明谁先谁后，有争议。这里不讨论。
  [3]如果加上奥尔梅克，是“六大文明”。
  [4]《明史?志第五十七?食货五》：“每钞一贯，准钱千文，银一两；四贯准黄金一两”，1600年后的黄金白银比例是1:4，后来又变为1:5（《明史?志第五十四?食货二》）。1644年后由于白银大量流入国内，当时黄金白银比率为1:8左右，按照当时5500荷兰盾=110盎司黄金≈880盎司白银（1盎司=28.3495231克）。古代1斤=16两，1两白银≈37.3克，换算出来，1荷兰盾≈0.567克黄金≈4.536克白银≈0.1216两白银。
  [5]伦勃朗的画室绯闻请参看美国时代生活图书公司编著《欧罗巴的黄金时代?北部欧洲》。
  [6]赫西俄德和奥维德的说法请参看赫西俄德《工作与时日》，奥维德《变形记》。
  [7]“大同和小康”的说法，见《礼记?礼运》。
  [8]“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见《论语?八佾》：“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9]《荀子?王制》：“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人能群，彼不能群也。”
  [10]《荀子?非相》：“人之所以为人者，非特以二足而无毛也，以其有辨也。”
  [11]《荀子?王制》：“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
  [12]《荀子?王制》：“君者，善群也。”
  [13]罗马人赶走最后一任“勒克斯”（部落王），是在公元前509年；屋大维成为皇帝，则是在公元前27年。
  [14]关于城邦与公民的解释，见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注本）。
  [15]臣的解释，见《古文字诂林》第四册。
  [16]恩格斯关于国家与国民关系的说法，见《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17]法家从不讨论为什么要有君主，他们对君主和君权的维护是无条件的。
  清风从叶间梳过，倒映在水面的垛墙颤动并破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