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节
作者:易中天      更新:2023-04-16 06:22      字数:5188
  众人又都说:如今还有比他更尊贵的吗?
  公主点点头,让人把意思带给了卫子夫,卫子夫又禀告了汉武帝,武帝便把卫青作为礼物送给了姐姐。
  也许,这就是卫子夫对平阳公主的回报。
  卫青的回报则给了汉武帝。终其一生,他都在自觉维护汉武帝的绝对权威。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卫青率六将
  军讨伐匈奴,右将军苏建全军覆没,只身逃回。这样的败军之将该如何处理,军法官们意见不一。
  大将军卫青却把裁量权交给了皇帝。他说,我当然有军法从事之权。但以我卫青之尊宠,尚且不敢擅自行刑于境外,不正可以告诫人臣不得擅专吗?
  军法官们都说:大将军所言极是!
  苏建后来是被汉武帝赦免的。他的儿子苏武,则成了历史上最有气节的外交官。据说,苏建曾经劝卫青效法古代名将招贤纳士,以高声望。卫青却说:礼贤下士广纳人才,是人主的权力。为人臣的,只要奉公守法,尽职尽责就行了,为什么要弄一堆名流在自己门下呢?
  霍去病的作风,也如此。
  这样的外戚和大将军,汉武帝能不放心吗?
  当然放心。
  他不放心的,是匈奴。
  匈奴问题
  匈奴是汉帝国的头号外患。
  这是一个北方的游牧民族。对于他们的来龙去脉,我们其实知之甚少,只知道其最高首领叫单于(单读如缠),以下为左贤王和右贤王,此外还有各种名目的王,统治着东至朝鲜半岛,西至西域各国的辽阔疆域。
  匈奴的崛起是在中国楚汉战争期间。当时的单于叫冒顿(读如莫毒),据说意思是“开始”。因此,也有史学家认为“冒顿单于”的称号,是抄袭了秦始皇。
  不过冒顿单于的态度,却一点不像抄袭者。汉惠帝时期,他居然写信给吕后说:陛下守寡,孤王丧偶,你我都很孤独,何不两好合一好,互通有无?
  这哪里是求婚,分明是羞辱。
  吕后大怒,召集陈平、樊哙、季布商量对策。
  樊哙说:臣愿请兵十万,横行匈奴中。
  吕后问季布的意见。
  季布说:樊哙的脑袋可以砍下来!当年高皇帝将兵三十二万,被匈奴困在平城。樊哙身为上将军,其实并不能解围,至今遭人耻笑。现在又来夸海口,拍马屁罢了!
  吕后无奈,只好咽下这口气。
  这口气一忍就是六十年。何况匈奴既无诚信意识,又无契约精神。尽管从刘邦开始,汉皇帝曾多次将公主嫁给单于,和亲却并未换来和平。游牧骑射的匈奴人只崇尚武力征服,毫不在乎对方是不是老丈人。
  汉武帝决定开战。
  从此,他送往匈奴的便不再是公主、丝绸和钱粮,而是卫青、霍去病的集团军。
  集团军的组建是汉帝国战略战术的大调整,其特点是一个大兵团包括好几个独立作战单位,各由一名英勇善战的将军统领。统率全军的最高司令官多由外戚担任,比如西汉的卫青、霍去病、李广利,东汉的窦宪。
  这就比以前的单兵作战有力得多,因为可以深入敌后打歼灭战。匈奴主力,是所谓控弦之士三十万。然而武帝用兵之初十年间,斩虏敌军就达二十万。
  同样,这样的军团也往往配置豪华。比如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的卫青兵团,下属就有中将军公孙敖,左将军公孙贺,前将军赵信,右将军苏建,后将军李广,强弩将军李沮(读如居),均为一时之选,堪称精兵强将。
  长袖善舞,多财善贾。兵强马壮,就能长驱直入。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也就是汉武帝全面推行经济体制改革那年,大将军卫青和骠骑将军霍去病各以骑兵五万为先锋,步兵数十万为后盾,大规模出征。此战,卫青兵团出塞一千多里,至颜山(读如田,今蒙古国都兰哈拉山);霍去病兵团出塞二千多里,封狼居胥(今蒙古国肯特山),把大汉的旗帜高高插在了匈奴的腹地。
  从此,大漠以南再无匈奴的王庭。
  实际上此前匈奴已受重创。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新任骠骑将军霍去病率军出塞,进五王国,过焉支山(在河西走廊),杀折兰王,斩庐侯王,擒浑邪王子,又一口气攻到祁连山,逼得浑邪王和休屠王向大汉投降。
  投降也有曲折。当时汉武帝恐怕匈奴诈降,命令霍去病前往迎接。霍去病来到营前,发现果然有浑邪王部下不愿投降。于是他当机立断,驰入营中与浑邪王相见,斩杀逃亡者八千人。然后安排浑邪王先行一步,自己慢慢收编降卒进京,得众数万,号称十万。
  金日,就是这时来到长安的。
  后来成为托孤大臣的金日,这时却是战俘。他是匈奴休屠王的太子。休屠王与浑邪王合谋降汉,事到临头却又后悔,结果被浑邪王所杀。金日和他的母亲、弟弟都被带到长安,入宫为奴,当时他十四岁。
  有一天,汉武帝来看马。
  马是金日等人养的,又肥又大。金日自己则身长八尺二寸(约一米八六以上),容貌端庄,汉武帝看了满心欢喜。问明来历后,马上任命他为马监,加官侍中,跟当年对待卫青、霍去病一样。
  又一位奴仆脱颖而出,尽管他的出身是王子。
  更重要的是,这位王子或奴仆是匈奴人。汉武帝却不但没有歧视,反倒青睐有加。没错,他是跟匈奴打了几十年仗,但那是为了国家安全,不是要消灭种族。
  汉武帝是国家主义者,不是民族主义者。
  匈奴最后是销声匿迹了,其中有一半原因是内乱。东汉建武二十二年(公元46年),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南匈奴单于王朝在曹操的时代终结,其后逐渐融入汉和其他民族。
  北匈奴则在东汉永元三年(公元91年)战败后不知所终。有人认为,五世纪中叶横行欧洲的“上帝之鞭”阿提拉,便是北匈奴单于的后裔。
  相反,汉帝国的版图却在扩张。原先被匈奴统治的西域臣服于汉,新增的行政区则设在了今内蒙古和甘肃省境内。
  其中,置朔方、五原二郡是卫青的战果,置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是霍去病的功劳。
  汉与匈奴的关系,大局已定。
  但,这是无数生命、鲜血和金钱换来的。
  的确,战争的胜利让武帝和汉人扬眉吐气,同时也让人痛感劳民伤财。比如元朔六年那次战役,单是奖励将士的赏金就要二十多万斤,被俘敌军几万人也要赏赐,逼得大司农再次卖官,卖了黄金三十多万斤。
  两年后,由于浑邪王来降,军需、赏钱、招待费耗资总共一百多亿。五年后,卫青和霍去病再伐匈奴,战马竟死了十多万匹,赏钱则花了五十万斤。
  请问,汉帝国还有多少官可卖?
  可惜,与匈奴的大规模战争虽一度停止,武帝的开边事业却一往无前:征朝鲜,通西域,平东瓯,定两越,征服西南夷,一如亚历山大的席卷欧、亚、非。
  汉武帝却雄心未已。从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到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他又三次派外戚贰师将军李广利伐匈奴。结果,第一次李陵投降,第二次无功而返,第三次更是全军覆没,连李广利自己也降了。
  直到这时,汉武帝才算清醒过来。李广利投降的第二年,汉武帝否定了在轮台以东屯田的建议,下诏表示要调整对外政策,转移工作重心,史称“轮台罪己”。16实际上这份诏书是不能叫做“罪己诏”的(详见本书后记),所谓“深陈既往之悔”也只是史家的说法。汉武帝对自己的路线和政策,并没有根本性的检讨和反省,更不会彻底否定和全面推翻。相反,两年后他指定的顾命大臣,则不但有霍光、上官桀和金日,还有桑弘羊。
  桑弘羊是汉武帝经济政策的制定者,也是汉武帝政治路线的代表人。屯兵轮台的建议,就是他提出来的。尽管这个建议被否决,却不等于过去的方针都被否定。只不过,汉武帝的外交政策、军事政策和经济政策,都将面临挑战,桑弘羊则必须充当辩护人。
  那么,桑弘羊又怎么样了?
  政变与政改
  桑弘羊是被杀掉的。
  这当然是政治斗争的结果。元凤元年(公元前80年),上官桀、桑弘羊和盖长公主密谋发动宫廷政变,杀霍光,废昭帝,另立燕王刘旦为天子。消息泄露,反叛集团被一网打尽,燕王、盖长公主自杀,上官桀、桑弘羊伏诛。
  其实开始时,上官桀等人本不想把事情闹大,只是要干掉霍光。因此,他们伪造了燕王的奏章,告发霍光调兵遣将,在京师戒严,意欲谋反。
  这当然能置霍光于死地,但奏章什么时候交出去却成了问题。依照当时的制度,大臣上书要写正副两份。尚书先看副本,然后决定是否上奏。霍光可是“领尚书事”的。如果他把奏章扣下来,那就前功尽弃。
  上官桀的办法是打时间差,在霍光休例假时上奏。他们的想法是,只要汉昭帝说句话,就立即动手。这并非没有可能。毕竟,这时的昭帝只有十四岁。
  然而昭帝却一言不发。
  第二天,霍光上朝,走到画室就停住了。
  汉昭帝问:大将军在哪里?
  上官桀答:因为燕王告发他,所以不敢进来。
  汉昭帝说:请大将军入。
  于是霍光入内,摘下帽子顿首谢罪。
  汉昭帝说:请戴上帽子。这封信是假的,将军无罪。
  霍光问:陛下怎么知道?
  汉昭帝说:将军前往广明(地名),不过例行公事,怎么是调兵遣将?就算调兵遣将,燕王怎么知道?何况将军真要谋反,也用不着那些校尉。
  尚书们听昭帝这样分析,都大吃一惊。上官桀无法利用皇帝,只好铤而走险。
  此案其实可疑。十四岁孩子就能识破的花招,能算是阴谋诡计吗?以桑弘羊之多智,又岂能赞同?如果这样的计谋都能得逞,那运气也太好了。
  但不管怎么说,桑弘羊总归是卷了进去。那么,他又为什么要跟上官桀结成团伙反对霍光呢?
  除了利益之争,还有路线斗争。
  斗争在政变前一年就白热化。当时,霍光为了实行新政,利用职权从全国各地找来了六十多个儒家之徒(贤良文学),跟御史大夫桑弘羊讨论经济政策,公开辩论盐铁酒类应该国营还是民营,史称“盐铁会议”。
  记录盐铁会议的着作,是《盐铁论》。
  会议的记录十分有趣。
  顾名思义,盐铁会议讨论的原本是经济问题。就算要抓根本,也该辩论国进民退是否合适,垄断经营是否必需,经济命脉如何掌握,等等。可惜儒家是不懂经济的,所以双方的发言简直是鸡同鸭讲。
  比如桑弘羊说,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是因为讨伐匈奴和保卫边疆都要用钱。既然国库不足,就得生财有道,总不能让前方将士饥寒交迫吧?
  这时的正确回答就该是:换种政策照样有钱。
  然而儒生们的回答却是:人间正道,贵道德而贱用兵。
  匈奴野蛮,就该加紧建设我们的精神文明,用文明去感化和教化他们,怎么能长途跋涉去讨伐呢?
  意思很清楚:那仗根本就不该打。
  这是什么话!仗该不该打,是经济工作会议讨论的问题吗?那是军事会议讨论的。
  儒生们的回答,岂非文不对题?
  何况树欲静而风不止。你不打匈奴,匈奴要打你。不出征,也不应战吗?如果仗要打,钱要花,又要取消盐铁酒类专卖专营和平准、均输,请问钱从哪里来?
  儒生当然不会回答,因为他们根本就回答不了。
  回答不了,就只能唱高调。儒生们说:会取胜的不打仗(善克者不战),会打仗的不带兵(善战者不师),会带兵的不布阵(善师者不阵)。王者行仁政,无敌于天下,哪里用得着花那么多钱?
  这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不清楚桑弘羊为什么要跟这帮逻辑不通的家伙枉费口舌。也许,是因为皇帝有诏书。也许,桑弘羊原本就有话要说。也许,他是要借此机会反戈一击,为汉武帝也为他自己做一次漂漂亮亮的辩护。
  霍光却显然是要政改。当然,他并不是要改革政治体制,只是要改变某些政策法规。这倒也是必要的,因为汉武帝执政期间确实存在不少问题。包括他的经济政策,也有问题。不改变,就不会有所谓“昭宣中兴”。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政策未改,舆论先行。这就是霍光策划这次会议的用心。至于那六十多个从全国各地找来的贤良文学,则是他借来打鬼的钟馗。
  贤良文学却不这么认为。在他们看来,汉武帝号称尊儒,其实重法。儒家则看似风光,其实被边缘化。这回既然好不容易有了发言权,就必须借此机会夺回阵地,至少也要在朝堂之上为儒家争得一席地位。
  盐铁会议变成了儒法之争,这是原因之一。
  战端却是桑弘羊开启的。在听够了儒生们不切实际的夸夸其谈后,桑弘羊忍无可忍。他愤愤不平地表示:稳坐家中不知挑担赶路的苦,说风凉话当然比干实事容易。博古而不通今,唱高调不接地气,这样的人有什么用?
  桑弘羊他们还说,尊儒以来,武皇帝察贤良,举文学,遍访民间,思贤若渴。然而选举出来的大中小儒,有一个能为皇上分忧、兴利补弊的吗?一个都没有!
  这时,儒生们的积怨也如火山爆发。
  贤良文学们说,这难道是儒家有问题吗?不,是组织路线有问题,干部政策有问题,舆论导向有问题。武皇帝要开疆辟土,故权谲之谋进,凶残之士用。打仗就要用钱,故兴利之臣起。利兴则义闭。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犯罪率就高。这个时候,岂不就要重用酷吏了?
  于是儒生们悲愤地说:难怪皇上身边尽是些投机取巧的家伙,因为我大汉王朝就是用利欲在做指挥棒嘛!仅仅提拔一个公孙弘,管什么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