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节
作者:易中天      更新:2023-04-17 04:16      字数:5376
  突厥酋长们再次感到了震撼。
  太宗皇帝却轻轻挥了挥手,让部队后退,并以战斗序列留在原地。自己则打马向前,与颉利可汗单独谈判。正史没有记载这次谈话的内容。但我们知道,两年前,颉利可汗入侵时,秦王李世民是提出过要单挑决斗的。这一回,皇帝李世民应该是义正词严地指责对方背信弃义吧?
  两天后,双方签订了和平条约。
  长安解围了,大唐得救了,各族人民也避免了一场战争灾难。这是太宗皇帝冒着生命危险换来的。事实上,当时就有大臣拦马劝阻。李世民却说:这是我深思熟虑的决定。突厥胆敢来犯,无非欺负我们国有内乱且朕初即位,想必无力反抗。因此,只要镇定自若,强虏一定不战而走。
  那么,突厥撤退时,该不该追呢?
  太宗的主张是不追。他说,我已经在突厥的退路上埋伏了军队,消灭他们易如反掌。然而,一旦开战,双方都会有伤亡。不能解决问题,反倒结下仇恨,何必呢?现在国家尚未安定,百姓尚未富裕,还是清静为好。至于突厥汗国,不过乌合之众。到他们分崩离析时,再一网打尽不迟。[28]
  原来,唐太宗打的是政治战、心理战。
  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懂政治,才战无不胜。有内乱,则必败无疑。实际上,事态的发展也正如太宗所料,突厥汗国作为依靠武力威胁和掠夺致富而建立的松散联合体,很快就无法维持下去,大唐的反攻也在充分准备之后发动。
  贞观三年(629)十一月,战争全面展开。不到半年,大唐军队即大获全胜。西起阴山北至大漠的广阔地带,都被收入唐帝国版图,颉利可汗则成为俘虏,东突厥从此灭亡。
  消息传来,太上皇李渊非常高兴。他说:当年,汉高祖被困于匈奴。今天,我儿子灭掉了突厥。我可是选对了接班人啊!于是,他召集王公贵族设宴凌烟阁。酒过三巡,太上皇自弹琵琶,唐太宗翩然起舞,欢声笑语通宵达旦。
  更让太宗满意的是,原本由突厥人统治的北方各族酋长一致推举他为“天可汗”,亦即各族人民的“总皇帝”。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因此他笑容满面谦虚地说:我是大唐天子,还可以再做可汗的事吗?
  得到的回答是:万岁!万岁!万万岁![29]
  贞观路线
  打败突厥的同时,大唐也迎来了贞观之治。[30]
  贞观之治的代表人物是魏徵。
  魏徵本是李建成的人,官职太子洗马(洗读如显),官阶从五品。他的职位虽不高,却是“太子党”的核心人物,曾经力劝李建成及早对李世民动手。因此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见到他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为什么要离间我家兄弟?
  这是大兴问罪之师,来势汹汹,咄咄逼人。
  魏徵却不好回答。赖账是不行的,谁都知道他的立场和作为。解释也不行,越解释越不通。认账更不行,那是把自己往死里送。何况李世民提出的根本就是伪问题。他们兄弟你死我活,哪里是因为有人挑拨,又岂是谁能离间的?
  那么,李世民为什么要这么问?
  为了给自己开脱罪责,也为了将惊天血案轻描淡写。按照这个问题的内在逻辑,玄武门之变是他的自卫反击,而李建成和李元吉要除掉自己,则是被小人挑唆。
  但,这个问题又为什么要问魏徵?
  因为需要魏徵亮出观点。魏徵是太子党中最有头脑和影响力的人,他的回答不仅代表着李建成集团残余势力的政治态度,也将决定大唐的政局和命运——如果魏徵质疑玄武门之变的正当性,那就不知道会有多少颗人头落地。
  魏徵的态度又是什么?
  不卑不亢,神情自若。
  他说:先太子如果早听我的,哪有今天?[31]
  所有人都吓出一身冷汗。
  李世民却如释重负。他马上改变态度,非常礼貌地请魏徵到自己身边来工作。因为他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东宫与秦王的斗争没有是非,也无关乎道德,只有一个谁先下手的问题。因此,此案将按照成王败寇的逻辑进行解释。魏徵的个人态度和立场也很明确:士为知己者死。
  难踢的球,被轻轻踢了回去。
  毫无疑问,魏徵这样回答并非没有风险。李世民如果听不出言外之意,他就只有死路一条。但,故太子虽然算不上知己者,好歹也有知遇之恩,那就为他去死好了。
  魏徵把命运交给了上天。
  李世民却接住了球。他立即就作出反应和判断:与其杀了魏徵,让他为李建成去死,不如委以重任,让他为自己而死。他甚至接受魏徵的建议,同意太子余党参加李建成和李元吉的葬礼。如此豁达大度,化敌为友,不但迅速地稳定了政局,也壮大了力量,终于造就贞观之治。
  这就是李世民的政治智慧。
  魏徵也决定为这位知己者竭尽全力。在他看来,国家利益绝对高于个人恩怨,大唐何去何从也远比李家兄弟谁是谁非更为重要。因此,当李世民向他伸出橄榄枝时,他回报的厚礼便是帮这位新皇帝确立政治路线。
  那么,贞观路线的核心是什么?
  王道。
  表面上看,这不过儒家伦理的老生常谈,但在当时却有着非凡的意义。因为从西魏、北周到隋唐,关陇集团从来就是靠霸道起家的。改行王道,就意味着在某种程度上要偏离关中本位政策,立足未稳的唐太宗可以这样做吗?
  他决定进行讨论。
  武德九年十月,也就是李世民登基两个月后,一场关于政治路线的辩论在大臣们之间展开。唐太宗首先发问:方今正值大乱之后,天下恐怕很难治理吧?
  魏徵却认为不但做得到,而且很容易。他说:乱世之民人心思治,反倒比骄奢淫逸的久安之民更好治理。这就好比一个人又饥又渴,只要给他吃的喝的就能解决问题。
  意思也很清楚:必须行王道,施仁政。
  一个名叫封德彝的人却跳出来反对。他说:王道的时代已经过去,想要实现也实现不了。秦始皇严刑峻法,汉武帝杂用霸道,不是他们不想垂拱而治,而是因为人心不古,世风日下,不可收拾。魏徵是书呆子,不能让他空谈误国!
  魏徵当面反驳。他说:尧舜行帝道而大同,汤武行王道而小康。可见实行什么样的政治路线,就会有什么样的社会形态。人心是亘古不变的。如果真像封德彝说的那样越来越坏,世间早就变成了鬼域,哪里还能讨论什么治理?
  封德彝哑口无言。
  然而朝中大臣,却多半站在封德彝一边。
  那么,魏徵与封德彝,谁是谁非?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唐太宗采纳魏徵的建议推行王道,与政治对手实现和解,让人民群众休养生息,结果是只用四年就天下大治。据说,四年后的大唐境内,人人安居乐业,户户丰衣足食,死刑犯一年只有二十九人,物价低到斗米三钱,太宗本人则成为各族人民的天可汗。
  可惜封德彝没能看到。唐太宗感叹说。[32]
  魏徵成功了,封德彝却并非全无道理。事实上,背离关中本位政策是有风险的,隋炀帝就是教训。问题在于封德彝他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别忘了,隋有开皇之治,就因为文帝施仁政。炀帝的问题则不仅在于脱离关陇集团,更在于横行霸道。他是被关陇集团和人民群众一起抛弃的。
  但,隋炀帝的重心转移和打通南北却没有错。如果能把洛阳建设得朴素和缓慢一些,就更没有错。因为洛阳的地理位置确实比长安更好。作为真正的“天下之中”,无论调配物资还是调遣军队、发号施令,洛阳都比长安方便快捷。定都洛阳,其实更有利于建设中央集权的大帝国。
  因此,贞观四年(630)六月,也就是唐太宗被尊为天可汗的三个月后,营建洛阳的诏令下达,初衷就是为了便于管理和节约成本。遗憾的是,唐太宗遭到了抵制。
  抵制的人叫张玄素。
  张玄素给唐太宗写了一封很长的信,反对的理由主要是劳民伤财。他甚至为唐太宗开出明细账单,比方说当年隋炀帝营建洛阳时,仅仅搬运一根柱子就需要数十万人工。张玄素还说,当今国力远非隋时可比,隋亡之鉴又近在眼前。如果还要重蹈覆辙,那就连隋炀帝都不如。
  太宗说:我不如隋炀帝,比得上夏桀和殷纣吗?
  不难想象,他当时肯定一肚子气。
  张玄素却说,只要营建洛阳,那就没什么区别。
  不过,接下来张玄素又说:想当年,陛下平定洛阳,太上皇下令毁灭宫殿,陛下却提出要将拆下来的砖瓦木材赐给穷人。这件事,民众颂扬至今,陛下自己难道忘了吗?
  唐太宗只好说:我考虑不周。[33]
  营建洛阳一事就这样不了了之,但唐太宗的决定却绝非一时兴起。他甚至就是要走隋炀帝的老路,因为他们俩实在太像了:在皇子中都排行老二,都是通过打倒现任皇太子而登上帝位,也都要依靠关陇集团以外的力量。没错,在长期的征战中,李世民与“山东豪杰”的关系非同一般。
  于是一切都变得跟隋代一样:太子党以关中为本位坚守长安,老二帮以关东为基地青睐洛阳。不同的是,由于张玄素的慷慨陈词,长安与洛阳之争变成了王道与霸道之别,唐太宗也只好走中间路线,立足关中实行仁政。[34]
  对此,魏徵似乎是赞成的,却未必十分在意根据地应该在关中还是关东。他更在意的还是建立一种新的政治。在他看来,那才是应该毕生追求的东西。[35]
  那么,新政治又该是怎么样的呢?
  新政治
  贞观八年(634),帝国发生了一件怪事。一个名叫皇甫德参的中牟县丞上书朝廷,历数皇帝的三大错误:修宫殿劳民伤财,收地租与民争利,宫女梳高髻带坏了社会风气。县丞只是从八品的小官,皇甫德参的话也未免过分,于是太宗勃然大怒:这家伙什么意思!难道要朕一个人都不用,一分钱都不收,宫女都剃光头,他才称心如意吗?
  据此,皇甫德参该按讥讽和诽谤定罪。
  出来说话的又是魏徵。
  魏徵说,自古以来,上书都是言过其实的,因为非如此不能引起君主的注意。唐太宗也马上明白过来。他说,朕如果治这个人的罪,以后谁还再敢说话?
  于是,赐皇甫德参绢二十匹。
  魏徵却说:最近陛下的心胸好像不够开阔。
  唐太宗又明白了,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将皇甫德参提拔为监察御史。监察御史正七品,而且是专职监察官员,享有不必请示汇报就可以直接进行弹劾的独立监察权。任命皇甫德参为监察御史,表明皇帝是真心愿意听取意见。[36]
  门窗一开,清新的空气便吹进朝廷。
  这其实并不容易。毕竟,皇权的使用没有法律限制,舆论的监督也没有制度保障。在这样一种前提下,要造就“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环境和风气,为君者固然需要气度和雅量,为臣者更不但需要勇气,还需要技巧和智慧。
  对此,魏徵有着清醒的认识。
  贞观之初,有人向唐太宗打小报告:魏徵为人处世不拘小节,影响不好。魏徵却说:君臣应该同心同德,存公道而去私迹。如果都拘泥于小节,国家是兴是亡就不好说了。
  唐太宗马上回答:我明白了。
  魏徵趁机说:愿陛下成全魏徵,做良臣不做忠臣。
  太宗很惊异。
  他问:忠与良,有区别吗?
  魏徵说:当然。忠臣是只管提意见,不考虑对方能不能接受,结果自己丢了性命,人君也背上恶名,并不可取。正确的做法,是让君主成为明君,自己成为良臣。
  太宗说:很好!
  接着他又问:怎样才能成为明君?
  魏徵答:偏听则暗,兼听则明。[37]
  太宗点头称是,于是两人一起努力。魏徵的原则是:所有的批评和建议都出于公心。技巧和智慧则是:所有正确的决定都归功于皇帝,包括贞观年间相对宽松的舆论环境和政治局面。他曾当众回答太宗的表扬说:臣等畅所欲言,全由陛下引导。否则,魏徵又岂敢屡犯龙鳞?[38]
  这不是拍马屁,反倒实事求是。
  毕竟,在皇权时代,帝王才是决定性因素。
  但即便如此,魏徵也差点就掉脑袋。有一天,唐太宗下朝回宫,气呼呼地对长孙皇后说:魏徵这家伙老是当面给朕难看,总有一天朕要杀了这乡巴佬。
  皇后听了一言不发,换了朝服向太宗礼拜。
  太宗大吃一惊,问:皇后这是干什么?
  长孙皇后回答:臣妾听说,主明则臣直。如今魏徵这样耿直,岂非因为陛下是明君,臣妾又岂敢不贺?
  这件事当然未必属实。但长孙皇后在他们两人之间曾经起着调和作用,是事实。太宗耿耿于怀,魏徵担着风险,也是事实。于是我们要问:魏徵这样置生死于度外,除了报答唐太宗的知遇之恩,还要干什么?[39]
  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
  魏徵的抱负又是什么?
  建立理想的君主政治,它包括以下内容:
  首先,承认人民是君主存在的前提和理由。用唐太宗的话来说,就是“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因此,可以“以一人治天下”,不能“以天下奉一人”。[40]
  其次,强调君主必须有道德,尤其要尊重民众的生命权和生存权。同样用太宗的话说,就是“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损害人民利益满足个人欲望,那是自杀政策。[41]
  第三,主张君臣一体,共治天下。唐太宗说,没有人真能日理万机。而且就算能,也不能保证不犯错误。如果所有的决定都出自一人,那么,只要一天犯一个错误,十天就是十个。日积月累,不亡国又更待何时?[42]
  所以,只有君臣同心,天下才可望有治。
  民为邦本,君道有德,共治天下,这就叫“理想的君主政治”,是魏徵和太宗的共同追求。
  实际上,这也是当时的最佳选择,甚至是唯一选择。在我们这样一个古老而又早熟的农业民族中,以及在这片广袤而又开阔的农耕土地上,不可能自发地产生民主政治,也不可能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我们只能选择君主制,并从“三级分权”的邦国制(封建制)走向“中央集权”的帝国制。
  在此前提下,开明专制便是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