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看到了翻越火焰山的那一天
作者:
杨远新 更新:2023-05-13 13:52 字数:2197
第七节 看到了翻越火焰山的那一天
他俩又仿佛回到了那个年代。
罗汉荣对“熊胡子”说:
“那次德山水上会议结束后,戴武孝回常德,我回龙寿,我向直接领导周伯诚汇报了会议精神,他引我见了毛碧云,单独向她传达会议精神。那次,毛碧云是在她家门外会见的我,她比我大8岁,满脸的皱纹,头发稀疏夹白,衣服色彩暗淡,但所表现出的意志非常坚强。”
“熊胡子”说:
“事隔多年了,你还记得这么细。难得啊!”
罗汉荣说:
“这种为革命患难与共的日子以及每一个细节,我到了马克思那里都不会忘记。”
罗汉荣十分清楚地记得,1939年一年中两次直接聆听帅孟奇宣讲革命道理的情景。
第一次是1939年春节后的一天夜里,他在周伯诚的带领下,走进县城北门外的帅屠户家里,首次见到了仰慕已久的帅孟奇大姐。她坐在床上,身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藏青色平江布半长大衣,留一头短发,戴金丝近视眼镜,脸上刮瘦,开口讲话很有精神。见面她就向罗汉荣询问龙寿县上层人物对抗日的态度。罗汉荣作了汇报。她说:“谁不抗日,谁就是反革命。”
第二次是1939年8月,帅孟奇选择在毓德铺乡李子芬家举办了一期党训班。因为李子芬担任伪保队副,不会引起反动派的怀疑。当时湖区老百姓为躲避日本飞机轰炸都往山里逃难。龙寿县的地下党员夹在逃难的百姓中,借住在李子芬家里。罗汉荣有幸参加了这期党训班。有两点他印象最深。
一是学习环境好。一栋茅屋,正房三间,偏房两间,坐落在山窝里,屋后有竹山,门前有湖水,洁净明亮,宽敞舒适。
二是学习气氛浓。这次党训班帅孟奇主持,她在开班式上强调:党内不准许有自首分子存在,如果有,坚决清洗出党。凡是被敌人抓捕过,没有搞清楚是否有变节行为之前,不许担负党内职务。她由于身体差,没有讲太多的话。
学员有20多人。罗汉荣在德山水上会议认识的谢勇、小喻也在这里担任教员,专门为学员们授课。大家都有化名。谢勇化名“老大”,小喻化名“老二”,罗汉荣化名“老三”,黄经海化名“老四”,雷耀湘化名“老五”,周彩云化名“秀姐”,全英化名“英姐”。
课堂上小喻讲授《支部工作的纲要》。罗汉荣提出做支部工作要了解情况。小喻说这点很重要,必须加进纲要里头。
“熊胡子”静听罗汉荣对往事的回忆,当听到这里,他插话说:
“我是党训班进行到半路当中才来到毓德铺的。”
罗汉荣说:
“是的。我记得你走进李子芬家的时候,穿的一件烂衣服,裤脚很大,戴顶草帽,像农民的样子。当你把帽子一起,露出谢了顶的脑壳,眉清目秀,还是像个知识分子。担负放哨任务的农民问你是做什么的,你说是做牛生意的。你进门就喊肚子饿,厨师给你端出一盆冷饭,一碗酸腌菜,你弓着腰,呼呼啦啦就吃了。你每次讲课手里都是拿的外文书,照到上面讲解共产国际的知识。学员们很佩服。你还给大家讲摆脱特务的各种方法:盯梢,反盯梢,脱梢。讲如何在精神上对付敌人的用刑,讲如何摆脱特务的跟踪。”
“熊胡子”说:
“学习班上,你除了学习之外,还负责给各党支部送报纸、书刊,其中有《观察日报》、《解放日报》,有毛主席的著作。”
罗汉荣说:
“那些报纸和书刊都是帅孟奇带来的。”
“熊胡子”说:
“党训班结束时开了一个晚会,大家都唱歌跳舞。”
罗汉荣说:
“我觉得自己最土,嗓子不好,害怕出洋相,没有唱歌。”
“熊胡子”说:
“学员中全英年龄最小。老师中小喻的年纪最小。他俩的歌唱得最好。”
罗汉荣说:
“学习快要结束时,来了一个人,上身穿一件很旧很短的浅色衣服,下身穿一条打满补巴的棉布裤子,满嘴的金牙齿,既像农民,也像知识分子。他与学员们逐一单独谈话。轮到与我谈话时,在场的戴武孝介绍说,这是李福生同志。我被调到别的地方工作去了,他来接替我的工作,今后他就是龙寿县委新的领导人。”
“熊胡子”说:
“当李福生与大家谈完话之后,他却表示不想留在龙寿县做地下工作。我对他进行了严厉地批评,他不服气,与我顶撞。帅孟奇大姐当即决定,把他送到党领导的园艺场改造。”
罗汉荣说:
“党训班结束后,地下党员回到各自的地方开展工作。龙寿县地下党做的最突出的一件事就是创办女子职业学校,又上课,又学技术,为党培养了大批人才。我主要负责伪工会组织,以合法的身份同工人结合,开展工人运动。我还结合时局写了大量宣传抗日的文章,以‘楚英’的笔名发表。”
这次两个地下共产党员的清水坝会晤,给了罗汉荣极大的精神鼓励,他从老领导的言谈中,看到了借得芭蕉扇,翻越火焰山的那一天。
……
从1952年到1978年,罗汉荣一直戴着叛徒、反革命的帽子,背负假共产党员的骂名,从社会走进监狱,从监狱回到社会,再从社会走进监狱,又从监狱回到社会,他人生中最宝贵的26年时间,他26年中最主要的精力和智慧,都是为了挣脱叛徒和反革命的帽子,为了除掉假共产党员的骂名。1978年春天,龙寿县委按照党的相关政策,给他恢复了地下党员的身份,任命他担任龙寿县二轻工业局副局长,但工龄仅从1965年算起,月工资36元,加粮价补差一元,共37元,他的工资比其他副局长低了一半。对此,他从没计较过,他觉得能够回到党组织的怀抱,有工作,有事做,比起有其他什么都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