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春二月，回荡在北京街头的风渐渐变暖。人们过了春节，又开始了正常上班。
  1995年2月某日，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信访室，负责处理群众来信来访的几位官员相互传看着一封来自河南省三门峡市的匿名举报信，每个人的眉宇都销得紧紧的，脸上的表情异常严肃。信中反映：三门峡市烟草分公司某某，勾结洛阳水泥厂驻洛办事处临时工林政志，采取行贿手段，先后给云南省玉溪卷烟厂厂长、红塔山集团董事长褚时健送去大量礼金礼品，其中包括金龟一个、金佛爷1个、金表1块及美元、金条等。林政志等人从1991年11月至1993年9月，从玉溪卷烟厂5次购进卷烟8167件，获利818万元。
  这封匿名举报信不足300字，每个字就像一座座山，如同一条条河，不能不令人引起重视。中纪委信访室将举报信内容迅速上报。
  3月24日，六朝古都洛阳简直成了花的海洋，笑的海洋。“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人们从四面八方潮涌而来，观赏牡丹花开满城艳的壮美景色。在这涌动的人流中，有几个特殊人物，他们无心赏花观景，一门心思急着完成上级交给的特殊使命。
  中纪委根据匿名举报信反映的内容，选派了几名经验丰富的办案人员，速赴洛阳，从外围展开调查。
  确有林政志其人。
  的确干的是倒卖香烟的勾当，且成了有名的暴富户。
  越往深处调查，越证明匿名举报信反映的问题属实。中纪委调查组果断决定：抓住战机，从林政志身上打开突破口。在洛阳市司法机关的配合下，对林政志采取了必要措施。
  开始，林政志拒绝交待问题，口口声声称自己没干半点违法的事，指责司法机关冤枉好人，制造新的冤假错案。办案人员出示了他套购、倒卖卷烟的事实，他这才低下了头。经办案人员多次法律攻心，他供认：他多次给褚时健的妻子马静芬、妻妹马静芳、妻弟马建华等人送钱送物，总价值90余万元人民币。撒下的钓饵重，钓回的鱼自然多。他先后5次从玉溪卷烟厂套购8000多件卷烟，牟取暴利数百万元。末尾他说：他从内心里喜欢褚时健，因为褚时健是个讲义气，重信誉的人，只要收了礼肯定要帮忙。而有的人只收礼，不帮忙，弄得他们往往赔了夫人又折兵。
  林政志的交待，对突破褚时健严重经济违法违纪案件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褚时健担任玉溪卷烟厂厂长16年，在厂里形成了至高无上，说一不二的权威。人们不是称他“老爷子”，就是叫他“老板”，若称他“老褚”，或是“同志”，他会满脸的不高兴，休想他替你解决半点问题。厂里生产的“红塔山”香烟，市场上是抢手货。各地烟草部门的业务经理和个体烟贩，成天对他围追堵截。因为只要他一句话或一张条子，就可以批到“红塔山”香烟。批到了“红塔山”香烟，金钱便哗哗不断地流入腰包。褚时健根本不把党委当回事，更不把职代会、纪检委放在眼里，厂里制订的无数项规章制度，制约全厂任何人，唯独不能制约褚时健。他是厂长、书记，什么事都是他说了算，都是由他一支笔签字审批。
  林政志算是吃透了褚时健，频频发起攻击，果然收效甚丰。
  吃透了褚时健的远不只林政志，还有赖喜荣、刘云等人。
  从1991年至1995年，褚时健利用手中权力，为这些人批烟倒烟，而他的妻子马静芬及其他亲属则从这些人手中收取了140多万元人民币、8万元美金、3万元港币和大量贵重物品。
  司法机关根据掌握的犯罪嫌疑人的劣迹，及时张开恢恢法网，出兵云南，追剿广东，觅踪海南，将犯罪嫌疑人马静芬、马静芳、马建华及褚时健的女儿褚映群、外甥喻斌、昆明市公安局交通民警刘云、汕头市个体烟贩赖喜荣等人收审归案。
  打蛇需打七寸。不然，就会被蛇反咬。司法机关抓住战机，乘胜追击，对有关涉案人员的住宅进行搜索，取得大量赃证，收缴赃款500多万元人民币（含存单、国库券、债券）、4万多美元，近100万港元，收缴价值100多万元的赃物和价值400多万元人民币的8处房产，总价值超过1100万元人民币，其中1000多万元属褚时健夫妇共有。办案人员从褚时健夫妇的床底起获一只沉甸甸的密码箱，打开，令人目瞪口呆，里头装满了金表、金条、金佛、金项链、金耳坠、金手链及各种玉器等。林政志送的2尊金佛和带“佛字”的金戒指也在其中。真是充满了讽刺意味。玷污了佛的圣洁。世间的贪赃枉法之辈，总是利用美与善伪装其表，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
  办案人员手中掌握了大量赃证，就等于有了重型炮弹，足以摧毁对方坚固的防线。前些时，他们几次提审褚时健的妻子马静芬，没有一次达到目的。她是玉溪卷烟厂的第一夫人，丈夫红遍全国，她自然走红。她是见过世面的人，根本不把办案人员放在眼里，根本不相信自己的丈夫会倒台。她不但不回答办案人员的提问，反而把办案人员教训一顿。此次，她面对大量人证物证，不得不老实供认：她的钱都是全国各地到玉溪卷烟厂搞烟的人送的。这些人倒卖“红塔山”香烟发了大财，没有忘记给他们批烟的人。他们记得别人的好处，知恩图报。这样，就送钱到她家里。都是交给她的。是哪些人送的钱，什么时候送的，送了多少。她实在记不清了。一则时间长，二则送的人多，她又没登记，没法一桩一件的回忆。她请办案人员原谅。她不是不老实。
  案件突破越深，专案组越发震惊不安：我们国家并不富有，还有成千上万边远山区群众没有脱离贫困、解决温饱，甚至还有一家三代共有一条裤子的现象存在，广大农村，甚至包括不发达的城镇在内，还有成千上万的家庭无钱供养孩子上学，靠希望工程赞助接济，有青年考上了大学，因交不起学费而心灰意冷，被迫自尽；大大小小的国有企业裁员减负，一批批工人下岗，依赖国家发给的最低生活保障费艰难度日。多少科研项目无钱开发，多少危险校舍无力改造，多少公益设施等待修建。而褚时健之流却疯狂的吞噬国有资产，动辄百万元、千万元，甚至数亿元。有了褚时健之流的先富起来，就有成千上万工人、农民、战士的富不起来。有了褚时健这些耗子，一座座金山也会被掏空。
  专案组背伏着压力和重托，加大对在押犯罪嫌疑人员的审讯力度，挖出了一条条新的线索。
  1996年11月，南北气温相差较大。来自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全国最高人民检察院以及河南省的办案人员，都是在北国生活惯了的，往常这个时候，已穿上棉袄，坐在暖气房里，舒心惬意的工作和生活；而这时却要顶着南国的骄阳和热风，东奔西走，自然是汗流不止。他们克服生活上的种种不适，与云南、广东的办案人员协力并肩，穷追猛打，取得节节胜利。
  他们根据挖出的新线索，兵分三路，奔赴广东的揭阳、普宁、广州，海南的海口、三亚等地调查取证，扩大战果。
  他们又被吓了一跳：以上这些市、县烟草公司的业务人员提供，他们多次从褚时健手中得到特批香烟。他们并没有什么特殊关系，也没有什么特殊本事，全靠金钱开路。舍不得金弹子，打不到金凤凰。他们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褚时健这类大权在握的领导人不爱钱、不贪钱。那样，他们的生意就做不活，就不能暴富。他们就喜欢褚时健这样的当权者爱钱、贪钱，他们什么事都好办。这些年，他们给褚时健的女儿褚映群送钱送物，算是够大方的了。但褚映群还嫌少，时常开口索要，动辄几十万元、上百万元。办案人员统计得出：褚时健的女儿褚映群从这些烟草公司接受和索要好处费共计3600多万元人民币、100万元港币、30万元美金。他们若不是亲自办案、亲手一桩一件地统计，绝对不敢相信这数目是真实的。
  这时，专案组又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褚时健有这么大的特权，其妻、其女在其特权的影子下，能得到这么多惊人的钱财，那么作为直接掌握和使用特权的人，会怎么样呢？
  正当调查深入进行时，佯装平静的褚时健再也坐不住了。于是，他上演了逃离出境的一幕。这加速了查案的进展，也加速了他的毁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