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这天，我正在公安厅上班，突然间，传达室打电话给我，说有客会。我没有问来客是谁，放下话筒，就往大门口迎接。我边走出办公楼边想：这会是谁呢？肯定不是公安系统的，肯定不是本市的，也肯定不是我的同学和过去的同事，因为只要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进公安厅，都不会被挡在传达室。来客可能是农民。不是洞庭湖畔的农民，就是刘少奇主席故乡的农民，一般来讲，只有这两处的农民来找我，前者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我与那里有着不可割舍的血缘，后者是我曾经任职，受过磨难，得到锻炼的地方，我与那里有着难以抛却的友情。这年代，尽管农民致富了，但在城里人眼里，尤其在有钱有势的人眼里，并不像有些电视剧和小品中表演的那样受欢迎。而我，虽然早已是城里人，虽然在这样显赫的机关工作，但由于我血管里流淌的依然是不可改变的农民的血液。嘴里吃的，身上穿的，都是农民种的稻、植的棉经过加工改造而成，所以，农民在我这里受到欢迎。我估计的不错，来客果真是位农民。他是我儿时的条胯朋友，现在村上当治保主任的邬海贵。我俩同年同月生，一起放牛，一起捕鱼，就连屙泡尿，我俩都要一起喊：金屙尿，银屙尿，不屙尿的烂卵包。儿时结下的这份友谊，经几十年风霜雨雪，仍无丝毫改变。我兄弟三人出门在外，家中老父老母，平时多亏他悉心照管。当然，他找我解决一些诸如农药、化肥之类的困难。老朋友见面，自然格外高兴。中餐，我请海贵到公安厅对面的燕山酒家喝酒。三杯酒下肚，海贵对我说：这次来，是受村党支部、村委会的委托，麻烦你解决一个不大不小的困难。你是吃家乡的米粮，食家乡的鱼虾长大的。家乡人都说你没有忘本。我笑着给他斟酒：有事你就直说，不用转弯抹角。海贵要我给村上筹几十万元钱。我们处在汉寿县西北最边远的一角，与常德县的洞阳观村隔一条几十米宽的小河，西行常德30里，东进汉寿30里，为了方便两岸人的来往，城乡经济搞活，两个村联手在小河上建一座钢筋水泥桥，桥建了一半，包工头说钱用完了，要两个村上再拿五十万元。临尾，海贵睁大被酒灌得通红的眼睛对我说：你要把这事办好了，你父亲入党就不成问题了。我笑，我又给他斟酒。海贵可能见我没有作出明显反应，又加重语气告诉我：前不久，你父亲到县委找县委左书记，递上他的第100份入党申请书，要求县委在他满八十岁的时候，批准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你能给村上筹足这五十万元钱，又为你父亲入党创造了一个重要条件。你想想，到那时，村党支部能不举手通过？乡党委能不批准？县委左书记能不重视？我与海贵碰杯。我说：海贵呀海贵！你是个一根敢鱼肠子通到底的人，什么时候也学会了这一套。他答：市场经济交换原则嘛！你帮了村上，村上自然应该帮你。像你们家，什么都不缺，就缺你父亲没入党。这明摆着的忙村上当然要帮。
  我送走了海贵。我对海贵讲的我父亲要入党的事，根本没放在心上。我以为那是海贵喝多了酒讲的酒话。我的父亲已有十多年不提入党的事了，跨过年整满八十岁，他既不是爱国将领，又不是国际名人，他还要入党干什么呢？
  不久，乡党委书记罗玉环到公安厅找我，他是我中学时代的同学、好友，我请他到长城宾馆喝酒。他喝了酒，也像海贵一样对我说了父亲到县城找县委左书记要求在年满八十岁的时候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事。我以为那也是讲酒话。因为他来到公安厅找我，是他亲戚的亲戚的一个侄儿从长沙偷了一辆摩托车骑回汉寿，途经宁乡时，被宁乡县公路派出所民警发现，连车带人一齐扣压。他请我出面疏通疏通，只要能放人回家，愿罚几千块钱。现在的人，求你帮忙时，想尽千方百计提出交换条件。我把罗玉环也看成了这种人。至于他说的我父亲向县委左书记要求入党的事，我根本没往心里放。父亲要入党是他从18岁到55岁之间的事。自他55岁那年我妹妹被迫害致死以后，我再也没听他讲过要入党。这明明是罗玉环为了调动我替他帮忙的积极性。我暗自好笑：过去连乖巧话都不会讲的老同学，如今也变得俗气了。
  没过多久，县委办公室主任刘晓江到公安厅找我，他是我当中学民办教师时的同事，挚友，我请他到华天大酒店喝酒。他喝了酒，也像邬海贵、罗玉环一样，对我提起父亲到县上找县委左书记要求在年满八十岁的时候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事。我听了，像前两次一样，也以为是酒后讲酒话。因为刘主任来找我，是他乘坐的蓝鸟途径宁乡路段时违章，交通警察要处以罚款，司机不服，你推我扭，事情闹大，蓝鸟被扣压。他请我给宁乡交警打个招呼，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尽快放车。我清醒，我没有醉。我想几十年的老朋友，帮忙就帮忙，何必提这样的交换条件。唉！什么都商品化了。对刘主任讲我父亲找县委左书记要求入党的事，照样没放在心上。我的父亲苦苦追求入党追求了几十年，五十五岁之后，他再也没有提过申请入党的事。如今真是这样，父亲肯定不会瞒我，县委左书记与我有着近二十年的特殊交往，他也会及时向我通报。我暗暗打定主意：以后家乡谁来求我帮忙，谁要再以父亲入党为交换条件，我就拒绝帮忙。
  真奇怪，此后凡家乡来求我帮忙的人，谁也没向我提过父亲到县上找县委左书记要求入党的事。倒是不求我帮忙的家乡人，见了面就要讲起父亲到县上找县委左书记要求入党的事。而且说法不一。有的说：我父亲在县委左书记办公室坐了三天三夜，不批准他入党，他就不回家。有的说：我父亲当着县委左书记的面撞墙，表示他坚决要入党的决心。有的说：我父亲给县委左书记送了一个装有一万元钱的大红包，要求批准他入党。越说越玄乎，越说越离谱。我当然不相信，我的父亲是个老实巴交的农民，我的父亲是个善良本分的长者。知父莫过于子。我的父亲不会做出那等事。真有这样的事，县委左书记还会不给我打电话，不给我写信？这事全是那些无聊的人捕风捉影，胡编乱造出来的。接下来，当家乡人再向我提起父亲要求入党的事时，我就明显地表示反感。渐渐地，家乡人见面，再也没有谁向我提这事了。再接下来，我到外地出差、办案，从北国齐齐哈尔，到南国深圳，从十里洋场上海，到老革命根据地麻城，四处听到人们讲叙这样一个故事：
  洞庭湖畔一个耄耋之年的老农，找到县委书记，递交入党申请书，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县委书记问老农：你这么大年纪了，为什么还要入党？老农回答：共产党伟大。打败了小日本，赶走了国民党，建立了新中国。这些年，苏联、南斯拉夫和东欧那么多国家发生动荡变化，执政的共产党都倒台了。中国共产党坚如磐石。这些年，国内那么多党员，那么多党的领导干部搞腐败，搞不正之风，共产党照样稳如泰山。跟共产党走没有错。
  人们说的洞庭湖畔，是不是指我的家乡？人们说的那个耄耋老农，是不是指我的父亲？面对如此强大的冲击波，我再也不能无动于衷。我终于忍不住拨通了县委左书记的电话。我问究竟有没有我父亲向他递交入党申请书这回事。左书记的回答很干脆、很肯定。我以为听错了。我重复问了一遍。左书记的回答一字不改。顿时，我心里涌起难言的滋味。是自豪？还是羞惭？是高兴？还是痛苦？都是，都不是。我缓缓放下话筒，泪水滑出了眼眶。父亲啊父亲！你原来时刻没有放弃自己的追求，从青年到中年，从中年到老年，如今已是耄耋之年，仍一如既往，痴心不改。我真不敢相信。
  二
  我回家对妻子和儿子说了父亲向县委左书记申请入党的事。妻子大为惊讶。妻子与我结婚以来，从没听父亲讲过要入党。至于妻子与我结婚之前，父亲苦苦追求入党的那些事，我家里的人从未向她提过，觉得那是未能实现的追求，不是光荣，而是耻辱，妻子与她的公公相处二十多年，没想到她的公公会做出如此惊人之举。我通过msn，把这事告诉远在英国攻读生物医学工程博士学位的儿子，他更是不敢相信，他今年二十四岁，十七岁那年考入北京工商大学，二十二岁获准赴英国留学博士。他虽然生在城市，长在城市，但每年的寒暑假，我都会有意地安排他去老渡口老家，与爷爷奶奶一起生活。所以，他自以为他最了解自己的爷爷，是个善良的爷爷，是个勤劳的爷爷，是个慈祥的爷爷，决不会是个追求入党的爷爷。他读初三年级一学期时，学校出的期中作文考试题《我最了解的人》，他写的就是自己的爷爷。全文如下：
  我最了解爷爷。
  爷爷是乡下的一个农民，斗大的字识不了一箩筐，但是，他却用自己一双生满老茧的手，把爸爸送进了大学，当上了警察；把叔叔送进了军营，当上了工商干部。
  爷爷喜欢抽烟。他一抽烟就咳嗽，却总要抽。爸爸要他别抽自卷的烟卷儿了，还给他买了带过滤嘴的香烟，可爷爷还是咳嗽。他说这是“条件反射”。天知道他从哪儿学来的这个词儿。
  爷爷还经常喝点酒。爷爷喝酒有个特点，不管大杯小杯，只喝一杯；不管大碗小碗，不喝第二碗。
  爷爷爱劳动。爷爷总是闲不住——这是中国农民的共同特点。他到我家总是住不上一两天，原因是因为没事儿做，会得病。爷爷常年料理着两三个鱼塘，一大片菜地，一片竹林，还有亩产数千斤的橘园……爷爷家简直是个大观园，这都是靠他一双手经营起来的。你想想，他要是闲下来，不病才怪呢。爷爷做事，还喜欢听奶奶唠叨。奶奶身体不好，有冠心病，干起活儿来总是承受不了，爷爷就要奶奶坐着，看他干活儿，奶奶却总要对他唠叨两句。我以为爷爷会很烦，可是他总是笑呵呵地说：“听你奶奶唠叨，就像看赵老妈子演小品一样有意思。”赵老妈子就是爷爷常在电视上见面的老朋友——赵丽蓉。
  爷爷总是按时令把自产的枇杷、葡萄、梨子、甘蔗，甚至西瓜、香瓜，还有……把个儿最大的，味最鲜的，统统送到我家来。爷爷的乡邻开玩笑说：“要开个‘杨老倌特快专递’才行。”我总觉得爷爷种的葡萄比吐鲁番的葡萄鲜，爷爷种的橘子比潮州的橘子美，爷爷种的甘蔗比东山的甘蔗甜。爸爸说那是因为爷爷种的瓜果里还有一样比这些更鲜更美更甜的东西，那就是爱。
  我了解爷爷，了解他额头上的每一条皱纹，那是光阴刻下的记号，也是欢快的劳动的汗水像黄河冲刷黄土地一样留下的沟壑；我了解爷爷，了解他手上的每一块老茧，那是锄柄磨出的硬皮，也是不停地艰辛地劳动像洞庭湖水拍打岸礁留下的见证；我还了解爷爷的心，在那善良的心中流淌着中国农民独有的热腾腾的血液，流淌着对儿孙永无止境的爱。
  此文，我儿子的语文老师认为写了一个真实可信的爷爷，因而给了满分；此文，《小溪流》杂志的编委、老作家邬朝祝认为刻画了一个栩栩如生的爷爷，因而予以发表。
  这就是我儿子眼中的爷爷。
  如今，他的爷爷已是耄耋之人，竟然要求县委书记批准入党。儿子无法相信：爷爷怎么会要求入党？爷爷凭什么要求入党？
  妻子和儿子都问我：你父亲是不是患了精神病？我听了这话很火，怎么能这样看待我的父亲。但我没有发火。妻子和儿子并不完全了解我的父亲。不知者不为过。他们若真正了解了我的父亲，他们就不会这样向我提问。我向他们介绍了我父亲的过去。
  我父亲来到这个世界上，命里注定要受穷，要吃苦，要被欺。父亲的爷爷有三兄弟，分家时，从祖上分得了三柱三骑、三缝两间的一栋木板瓦屋，按现在的计算方法，建筑面积24平方米。就在这栋狭矮的木板瓦屋里，降生了我的祖父、我的父亲、我的姑母，后来又降生了我的姐姐和我，还有我的妹妹、和两个弟弟。至今，我的父母仍住在这栋木板瓦屋里，只不过加长了加宽了，东西两头各添了一间，南北前后各延伸了一米。这是我入党、提干以后对祖上家业的光大。父亲的爷爷所拥有的财产除了这栋狭矮的木板瓦屋，还在洞庭湖边上分得了一片种植着三十多棵柑橘树的坡地。对这片坡地，我妻子和儿子均留有深刻印象。因为我父亲的爷爷奶奶，我父亲的曾爷爷曾奶奶，就安息在这片坡地。每年的大年三十，我和我的弟弟，都要带了妻子，儿女，给这四位老人坟上送火、烧香、磕头、放鞭炮。我父亲的爷爷全凭了这片坡地和坡地上的三十多棵柑橘树，维系，繁衍了我们这个家。我对父亲的爷爷没有留下什么印象。我三岁时他去世。他走前留下他和我的两则故事。一则，他告诫我的父母，不要打我骂我，我将来会遇到好年代，长大有出息。二则，我在他身上屙了硬硬的大便，他分辨不清误以为是糖果，塞进了自己的嘴里，当他品出滋味后，他没有吐，呵呵地吞进了肚子里，还连声说：蛮甜！好吃！从这两则小故事可以看出，我父亲的爷爷心地善良，为人忠厚，他虽然身板高大，四肢粗壮，可他眼力不好，有劲使不上。他精心料理这片坡地和三十多棵柑橘树，结出的柑橘又大又甜。十里八村闻名，有钱的人争着买。换回的谷米拌上野菜，再加上打草鞋攒的钱，也能勉强度日。等到增添了我的爷爷和我爷爷的妹妹时，我父亲的爷爷便感到单靠那片坡地和那三十多棵柑橘树的收入，日子难以打发。他要发展家业。他相中了离老屋约一里远的何婆桥。那是一道水湾，水湾上架了一道石拱小桥，桥的东边有一座古庙，一年四季，常德汉寿不少的人到庙里烧香许愿。我父亲的爷爷凭了他每年用柑橘结下的好人缘，在石拱桥西边的土包上搭起一个茅棚，卖茶水，卖草鞋，还时不时留远路来的香客过夜。收入渐渐增加，后来竟掀掉茅棚，建起了一栋三柱三骑、四缝三间的木板瓦屋，我爷爷继承了下来，我父亲也继承了下来，到了我这辈，却没有继承下来。在我七岁那年，天下闹灾荒，我家里揭不开锅。我父亲以两担高粱的价格，卖掉了这祖传家业。就是这两担高粱，救了我全家的性命，那样大的灾荒，到处饿死人，我家里却没有饿死一个，都幸存了下来。搭帮这两担救命的高粱。当时，我爷爷骂我父亲是败家子，我父亲也没有改变他的主意。我爷爷在1988年12月去世，他还为那时骂了我父亲后悔，赞扬我父亲此举有胆识、有魄力。有了人，什么都有了。假如把我们兄弟姊妹几个饿死了，就什么都没有了，哪还有现在这个兴旺发达的家。其实，我爷爷去世时，他还有许多后悔的话要对我父亲说，只是来不及了。我的爷爷，与我父亲的爷爷比较起来，同样是身板高大，四肢粗壮，同样是那样心善良，人缘好。可他对家庭的责任感，却远远比不上我父亲的爷爷。我的爷爷嫌弃我的奶奶。我的奶奶是在12岁时，从常德县的麓角平一路讨米讨到何婆桥，被我父亲的爷爷奶奶收留做了童养媳。我的奶奶矮小、瘦弱，可做事很扎实、很厉害。盛一百多斤的两只水桶，她双手提了，爬十多米高的坡，腿不颤，手不晃，滴水不溢。一个男人无法推动的石磨，她推起来忽忽转，而且边推边往磨眼里酌米、加水，无需人当下手。关于我的奶奶，我曾在她去世四周年之后写过一篇《我的祖母》的散文，在1993年的《写作》杂志上发表，并获得了该刊创刊十周年征文评奖二等奖，一等奖空缺。不是我的文章写得好，而是我奶奶的事迹感人。毫不夸张地说，在我奶奶身上，集中体现了旧中国女性吃苦耐劳的所有优点。我的爷爷和我的奶奶生下我父亲和我姑母后，就砸烂他的理发箱，就撇下这个家，独自驾着一条小船，走沅水，漂洞庭，闯长江，到所有有水的地方跑运输去了。家庭的重担，孝敬长辈，抚养后代的责任，全都落在了我那矮小、瘦弱的奶奶身上。
  我儿子嫌我这些扯得太远，只讲爷爷为什么要求入党就行了。我说，你不知道这些，你便无法读懂你的爷爷，无法了解你的爷爷，也无法理解你的爷爷。我前面讲了，你爷爷来到这个世界上，命里注定要受穷，要吃苦，要被欺。从你爷爷所处的家庭和社会环境，你应该有所明白。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你爷爷6岁给有钱人家放牛，8岁租插地主的湖田，看尽了人间的冷眼，吃尽了世上的苦头。
  我儿子竟说：“爷爷为什么不向希望工程申请帮助。要是有个城里的有钱人对他一帮一，不就能上学读书，不就能解决温饱了吗？”
  我哭笑不得。我儿子这辈人，是在甜水里泡大的，对人世间的苦难了解得太少了。我真担心，一旦苦难摆在他们面前的时候，他们将如何对待？如何承受？如何解决？当然，我衷心希望我儿子这辈人，还有他们的下辈、下下辈，不要遇到任何苦难。然而，没有苦难的世界，不成其为健全的世界，没有苦难的人生，怎么会永远甜蜜，怎么会永远没有苦难呢？我越加觉得，应该让我儿子彻底地了解他的爷爷所承受过的苦难，我必须把我所知道的一切，毫无保留地讲给他听。那样，他或许会明白他的爷爷在耄耋之年为什么还要向县委左书记提出入党要求。
  三
  邬海贵、罗玉环、刘晓江求我办的事，没有父亲入党这一层因素，我也是要办的。不论伟人、庸人，脑海里都不可避免地装有家乡观念、同学观念、朋友观念。何况如今是市场经济年代，多个朋友多条路，今天你帮我，明天我帮你，不然，什么事情也办不成。现在加上父亲入党这一层因素，这几件事我就更要下力气去办。父亲给我的太多，而我回报给父亲的太少。父亲苦苦追求入党几十年，在他耄耋之年，他不但没有灰心，没有泄气，反而表现得更强烈、更迫切，我身为他的长子，身为有着十多年党龄的共产党员，我有责任、有义务成全他，让他多年的夙愿得以实现。
  于是，我向在企业界握有实权的几位朋友求助，向下海经商的成为大款的几位哥们伸手，想方设法拼凑邬海贵急需的五十万元，力争在他指定的期限内汇到他指定的账户。我给宁乡公路派出所写了条子，要求对罗玉环的那个亲戚的亲戚的侄儿从轻处理，我给宁乡交警打了招呼，放回了刘晓江的蓝鸟王。以往，我做这类事的时候，我边做心里边烦躁，做过之后还苦恼。这次，我做这类事，不但不烦躁，不但不苦恼，反而高兴，反而惬意。我对着岳阳楼西侧，桃花源东侧，我家乡所处的位置，心里暗暗地说：父亲呀父亲，为您入党，儿子应该助您老人家一臂之力。
  父亲最初要入党的原因和动机既简单朴素，又合情合理，说起来谁都能相信，谁都能理解，只要是有正义感的人，只要是讲天地良心的人，都会主张、赞成他入党，只要是真心拥护党，维护党的利益，希望党兴旺发达的党员和党的领导干部都会同意接纳他入党。
  我父亲完全是从他翻身解放的美好经历，从他一家苦尽甘来的幸福生活，从他周围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真真切切，实实在在的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是为穷人说话，是为穷人撑腰，是为穷人谋幸福，是为穷人坐江山的党。也许是他过早地承受了繁重的体力劳动和生活负担的原因，他的个子，要比他的父亲，要比他的爷爷矮一头，他的四肢，要比他的父亲、比他的爷爷细一半，他自然就比不上他的父亲，他的爷爷那样强悍有力，他种稻植棉的技术，捕鱼捞虾的本领，栽柑育橘的水平，也超越不了他的父亲、他的爷爷多少，而他却拥有了何婆桥周围大片的湖田和望不到岸的水面，拥有了贾家园那十多亩乌黑流油的土地，还拥有了犄角溜尖，四蹄浑圆，头尾齐整，“哞哞”欢叫的青毛牯，还拥有了黄澄澄、亮晶晶，能穿波破浪，能腾空跃起的双飞燕小五斗渔船。这些，都是他的父亲、他的爷爷，他爷爷的爷爷，白天想，夜里盼，想得到，盼得到，心想老了，眼盼穿了，没有想到，没有盼到，到他这辈子，都想到了，都盼到了，这不是老天爷赐予，这不是神仙哥施舍，也不是他凭本事赚取，都是来了共产党，他才分得了这许许多多桩桩件件的宝物呀！
  共产党没来之前父亲还穷得丁当响。从我母亲时常对我们兄弟姊妹说起她和我父亲结婚时的情景，就可透视到父亲解放前的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
  我母亲和我父亲的婚事系媒妁之言，当然是父母包办。在我母亲未走出大红花轿，未走进何婆桥西侧那个小茶馆之前，她只听人介绍，我的父亲个子虽不算高，四肢虽不算粗，但五官长得蛮端正，身架搭配蛮匀称，是个见人三分笑的喜美男子。她也只听人夸奖，她未来的婆婆是个吃过黄连苦，受尽天下罪的小脚女人，心眼善良，手脚勤快，上敬公婆，下疼儿女，得左邻右舍喜欢，受过往路人夸赞。对于别的，她晓得的不多。她只相信，媒人不会把她往苦海里引，父母不会将她往火坑里嫁。呜呜啦啦的唢呐，咚咚锵锵的锣鼓，红红彤彤的花轿，从何婆桥以西约五里远的李家村，迎来了李神医家长相最美，手脚最灵，针线最好，最得李神医疼爱的长孙女李清凤。我的母亲走进她的洞房，看到满房摆设的油漆得光光亮亮的架子床、大衣柜等各式家具，床上挂的雪白蚊帐，放的大红被套、厚重棉被，柜里挂的绿衫翠袄、红袖紫裤，以及堆的棉鞋丝袜，证实了她最初的判断没有错。媒婆没有骗她，父母没有哄她。当我父亲揭开她头上的红盖头，她的目光与我父亲的目光相遇，她娇羞的脸与我父亲兴奋的脸相对的时候，她心里更是喝了蜜一样的甜。她的郎君的确是她想像中的美男子。她感到了木板瓦屋的温暖，她感到了小茶馆的可爱。这一夜，我母亲依偎在我父亲宽厚的胸脯上，睡得格外香，睡得格外甜。半夜，她还做了一个美好的梦：木板瓦屋加宽了加长了，屋脊装扮成一条龙，龙头向南，龙尾在北，金碧晃眼，腾空欲飞。小茶馆变成了大酒店，从早到晚，南来北往，东去西行的路人，都在这里歇脚、喝茶、用餐，全家人忙上忙下，红红火火。屋后，莲荷飘香，鱼虾成群；屋前，猪牛欢唱，鸡鸭起舞。早晨起床，我母亲面对洞庭湖上冉冉升起的那一轮鲜红鲜红的太阳，面对洞庭湖上闪金亮银的波光，她笑得很甜，她笑得很美，她不需要多长时间，就能和她的郎君一起实现她昨夜的梦。吃了早饭，她辞别了公公婆婆、祖公公祖婆婆，还有小姑子，还有喝喜酒没有离去的远路亲戚，和我的父亲一道，由媒婆领了，高高兴兴，快快乐乐地回李家村。按我们家乡的风俗，结婚的第二天，新娘要由新郎陪了，带上烟酒，带上鱼肉，回娘家看望父母和家里人。这叫“回门”。按祖辈传下来的规定，新娘回门不能在娘家过夜，小两口必须当天回到自己的洞房。这天，那轮鲜红鲜红的太阳转过洞庭湖，挂在武陵山尖尖上的时候，我的母亲喜滋喜滋、融暖融暖地返回她的小茶馆，跨入她的洞房，瞬间，她像一根杨木桩，僵直地立在门口，不会挪移。她以为自己走错了门，鲜红的对联贴在门楣上，她没有走错门。她以为自己看花了眼，红黑绿蓝青黄紫分辨得一清二楚，她没有花眼。她定定神，静静心，再仔细打量她的新房，她明明白白地看到了一个无情的现实，那些洋溢着喜气，闪烁着亮泽的新家什、新衣被、新用品全都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张旧木板床，一只未曾油漆的圆桶，床上挂的是补丁压补丁的蚊帐，垫的是抹布巾一样的土织布被单，盖的棉被是黑黑的、绉绉的。她顿觉受骗了，被哄了，她恨不能大哭一场。她要跑回自己的娘家。她掉转身，欲出门，看见我的父亲满脸羞惭地望着她，看见我瘦弱的祖母眼泪汪汪地朝她伸出挽留的双手，看见我瞎眼的曾祖父咚地一声跪在了她的面前，看见我姑母和我的曾祖母在一旁搂着哭成一团。我的母亲止住了脚步，我的母亲抹干了泪水，二话不说，返身走近那张木板床，伸手铺平了那张抹布巾似的床单，叠齐了那猪油渣样的棉被。李神医家的那个人见人夸的清凤姑娘，命运注定她落在了杨家这栋低矮、空荡、寒酸的木板瓦屋里，过起了吃了上餐没有下餐，有了烧柴没油盐的日子。
  自我懂事以来，我清楚地记得，我母亲总是在我们最困苦，或是最畅达的时候，讲起这段往事。每次讲起，都是喉咙哽哽，眼睛汪汪。我们每次听来，不但不腻味，不但不厌烦，听一次，就会有一次新的感受，听一次，就会有一次新的收获。遇到困苦，我们不低头；有了畅达，我们不神气。对穷人，从不欺负；对显贵，也不奉承。杨氏家族在旧社会深受的苦难，成为了我们后一代人人格力量的源泉。
  可见，我的父亲那时虽不是上无片瓦，下无寸土，可除了那栋低矮的木板瓦屋，除了那片可种植30多棵柑橘树的坡地，再无别的财产。土改划分成分时，我家被划为贫农。我的父亲从共产党派来的干部手中分得了田土、湖场，分得了耕牛、渔船，他像餐餐喝了酒，天天吃了蜜，英俊的国字脸，从早到晚红扑扑，乌亮的大眼睛，从晨至暮笑眯眯。
  湖上驾船，他唱渔歌。
  田里掌犁，他唱山歌。
  熬过严寒的人，倍觉春天的温暖，忍受黑暗的人，方知太阳的光明。是共产党让我父亲挺胸抬头，扬眉吐气。是共产党让我父亲有吃有穿，兴旺发达。他不与共产党亲，他与谁亲？他不跟共产党走，他跟谁走？天地良心，他只有把自己的一颗心和那一百多斤全部交给共产党，他才不是昧良黑心，他才没有忘恩负义，他才真正对得起共产党。
  所以，从土改那阵开始，我年轻热血的父亲就咬定了一个目标：他要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党的一员，生为党的人，死为党的鬼。
  我的父亲咬定了这个目标，便以他洞庭水乡农民的思维、农民的方式，农民的行动，进行苦苦的追求与奋斗。
  四
  父亲深知，共产党的天下，不是吹来的，不是唱来的，更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千千万万人流血牺牲换来的。共产党里头的人，都英勇善战，敢作敢为，都能舍小家，为大家。他还像以往那样平平常常，普普通通，只为自家油盐柴米想，只顾老婆孩子乐，就不可能成为共产党里头的人。我的父亲用他勤勤恳恳，扎扎实实，大公无私，光明磊落的行为，填写着他的一份又一份入党申请书。
  我父亲当上了民兵分队长，与他同时担任这一职务的还有邬富月。在全村人眼里，这是最有出息的两个年轻人，也是最好的一对搭档。四乡八村举行舞狮比赛，我父亲舞狮头，邬富月玩狮尾，舞遍青泥湖、春柳湖、西洞庭湖，未逢敌手，回回凯旋而归。常德召集龙舟竞渡，邬富月划头桨，我父亲掌艄，浪闪开，水让开，两岸看客只见一条白龙腾空飞起，“太阳红”、“月亮白”这些在岳阳楼、长沙港夺得第一名的龙舟，统统败阵。在百万大军治理西洞庭湖的冬修水利战役中，总指挥部的流动红旗，天天插立我父亲和邬富月及他俩领导的民兵分队的堤段上，别的民兵分队争不走，夺不去，从始至终，像生了根似的。省、地、县三级领导，频繁看望他们，鼓励他们。工地快报天天登载他们的事迹。我父亲的腿、脚患了冻疮，烂翻了花，走一路，脓血流一路，从湖底挑起满满两筐泥，穿过凹凸的湖滩，爬上十几丈高的堤坡，伤口疼得钻心。我父亲将痛苦咬在牙间，装在心里。上级领导和他领导的民兵，有的抢他的扁担，有的藏他的撮箕，逼他休息，他就是不肯，而且每个来回都走在头里，真正起到了带头人的作用。治理西洞庭湖的冬修水利战役结束，我父亲和邬富月领导的民兵分队获得的奖励，扛回的红旗，受到的表彰，累计起来，在百万大军中数第一。从此，我父亲和他领导的民兵分队的美好名声，传遍洞庭湖。
  成功的男人后面，必定站着一个伟大的女人。我父亲和邬富月领导民兵分队在治理西洞庭湖的水利前线打胜仗，离不开我母亲和邬富月的妻子麦艳妹的大力支持。当时，我母亲虽然有了我姐姐和我的拖累，但她与许多年轻女人不同的是，她有一个可以信赖的婆婆，她将我姐姐和我完全交给我奶奶看管，她和麦艳妹一起，组织起民兵分队的家属，没日没夜的编草鞋，织撮箕，做干菜，捕鱼虾，源源不断地保障丈夫们的供给。她们也获得了总指挥部授予的“支前模范”的光荣称号。
  那年代，翻身得解放的人，都想要为新中国做点什么，要为集体做点什么，要为他人做点什么。我的那个家，在我父亲的影响下，从上到下，从老至小，都是这样想，都是这样做。我祖母扩大了小茶馆的门面，添置了新的桌椅、茶具，无偿供应过往路人的茶水，还为东行汉寿，西往常德的远路人提供食宿。我的曾祖父曾祖母将那片坡地30多棵柑橘树产出的柑橘，摆在小茶馆里，让过往的老人和小孩品尝，不收一分钱。武陵山下，西洞庭湖畔，人们都传说杨家茶馆的茶水香，杨家茶馆的柑橘甜，杨家茶馆的人心善。许多去常德、走汉寿的人，本不需经过这里，都要绕了弯子，寻访到杨家茶馆，品喷香的茶水，尝鲜甜的柑橘。尤其是沅水和洞庭湖上的渔民，纷纷驾着渔船，穿过春柳湖、碧莲河，驶进何婆桥这个美丽的水湾，在杨家茶馆屋后插篙、抛锚，乐呵呵地一声招呼，杨家茶馆的茶水、柑橘便很快送到渔船上。
  这个家庭内，唯独我的爷爷未对我父亲的革命工作给予具体支持，没为我父亲入党创造实在条件，相反，由于他加入过红帮的历史问题，对我父亲的入党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也因为这一点，我父亲在“文化大革命”中挨了很多次批斗。也因为这一点，毁灭了我当兵的梦想。我的爷爷也因为这一点，他一年很难回一次杨家茶馆。他一年四季背着长长的纤绳，拉着那条拱棚木船，跋涉于沅水两岸，洞庭湖四周，长江上下。他知道他的儿子正积极追求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的红帮成员的历史问题，成为了儿子入党难以逾越的障碍，他为此不安、歉意、懊悔。所以他千方百计的回避家里所有的人。他有事，只与贺家山农场的姑父姑母联系。
  八百里洞庭湖，水患频繁。这是令历朝历代统治者头疼的事。新中国成立后的短短几年，党和政府对洞庭湖采取了一系列整治措施。而洞庭湖却像一个患有多种疾病的老人，无法从根本上治愈。1954年春夏之交，洞庭湖遭受了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特大水灾。从岳阳楼，到桃花源，从杨幺挂帅起义的扬旗嘴，到屈原愤世投身的汨罗江，这里断堤，那里溃垸。肆虐的洪水，淹没了春柳湖，逼向碧莲河，何婆桥那个美丽的水湾正受到严重的威胁。先人们用一道大堤，将碧莲河与何婆桥隔开。碧莲河北岸是常德，南岸是汉寿。如果把碧莲河比做一根藤，碧莲河两岸的青泥湖、曹家湖、何婆桥、肖家湖、牯牛湾等大小湖泊水湾，就是这根藤上长出的一个个芦瓜或一条条丝瓜。春柳湖被淹没，碧莲河水涨，何婆桥的积水一天天升高，石拱小桥浸入了水中，东去西行，南来北往的人们无法通过。我母亲驾了自家那条金灿灿的小五斗渔划子，风雨无阻，早晚不分，送人们安全过渡。谁要付钱，她的脸立刻板得铁紧。谁要留下喝碗茶，吃餐饭，她的脸立刻笑得像朵花。那些日子，几乎天天下雨，水湾里的积水眼看要淹没了我家和小庙的屋基。我父亲顾不上回家，和邬富月率领民兵分队，日夜守护碧莲河堤岸，随时防止意外险情发生。碧莲河的水，只涨不退，一步步逼近了堤面，五尺、四尺、三尺，两岸的男女老少不用动员，不是挑了撮箕，就是划了小船，将泥土送上河堤，加高堤面。南岸这边，我父亲和邬富月是正副总指挥，他俩在哪里出现，哪里就是最危险的堤段。洪水仍在上涨，我父亲和他领导的民兵分队的队友们的身体在消瘦，力气在减退。父亲不时派人划了小船，穿过碧莲河，去八里水路外的新兴嘴，看沅水和春柳湖的水是否在退。回来的人总是摇头，总是叹息。往年，沅水洪峰过去七八天，碧莲河的水位便渐渐退落。今年，经历了十多天的汛期，沅水洪峰仍一阵接一阵，父亲担心，如果老天再下大雨，碧莲河水涨，堤面不浸水，堤身也难以承受。
  这一天夜里，风狂雨猛，河水呼啸，碧莲河南岸的老渡口堤段出现漏水，随之堤脚裂开丝丝缝坼。我父亲手中的马灯照见这些裂缝时，他的心也仿佛被撕裂。他明白，这是大堤溃口前的征兆，如不赶快采取对策稳固堤脚，整个何婆桥水湾、熊家铺村、聂家桥乡，乃至从老渡口到金牛山的百里大垸，都将被碧莲河涌入的洪水吞没。决不能让溃垸的惨景发生。保住大堤，就保住了乡亲们的生命财产；保住大堤，就保住了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威望。我父亲的下唇被自己的上牙咬出深深的血印。他吩咐邬富月，带领一二三班的民兵，速取老渡口龚家山最坚硬的金刚泥，灌满五百条草袋，他自己率领四五班的民兵，驾了八条小船，速赴何婆桥。邬富月以为他是在危急关头，回何婆桥家中转移自己的亲人和财产。他劝阻我的父亲：先德！你是民兵分队长，你是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生死关头，不能只顾自己的小家，舍弃了大家呀！我父亲来不及作任何解释，手一挥说：麻利照我讲的去做。
  我父亲率领四五班的民兵，分乘八条小船，驱开风雨，压碎波浪，驶向何婆桥。途中，他安排他的兵们：到了何婆桥，到了他的家，分三路行动，一路登上他家那栋木板瓦屋，掀掉屋顶上的青瓦，一路拆屋檩、屋柱、屋梁，凡能打桩用的坚硬木材，不论长短粗细，一律撤下，一路搬木料上船。他的兵们顿时明白：他们的队长不是转移自己的亲人和财产，恰恰相反，他是要拆了自家的木板瓦屋，加固裂缝的堤段。他的兵们无不感动，都深情地说：
  队长！你上有八十多岁的爷爷奶奶，下有一岁的儿子，四岁的女儿，你家的屋拆了，这狂风猛雨夜，他们到哪里安身呀！
  他们都要求去拆自家的屋，不愿去拆杨队长家的屋。
  我父亲吼他们：都什么时候了！还婆婆妈妈的。他说他的堂客有办法，会给他的爷爷奶奶、他的母亲、他的女儿儿子安排好安身之地。他要他的兵们莫为这件事操心，眼下最最要紧的是如何保住大堤，不让溃口，那样，垸内千千万万户人家才能免遭灭顶之灾。八条小划子驶进了何婆桥，靠拢木板瓦屋背后。四五班的民兵上岸，分三路列好队，可依然迟疑着不愿行动。我父亲真正恼怒了，从腰间拔出他的一尺多长的竹脑壳旱烟袋：“谁不动手，老子就要谁尝尝这竹脑壳烟袋的味道！”
  吼声，惊动了木板瓦屋里的人。这时，他们都没有睡，牵挂着碧莲河里的水，牵挂着碧莲河堤上的人，如何睡得安稳。我母亲举着马灯，拉开屋后门，照见风雨中她的丈夫严峻的脸色，照见民兵们不安的神态，她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她进屋，从床上抱了我，又牵了我的四岁的姐姐美云，往她白天摆渡过往行人的那条小五斗渔划子上转移，我的祖母提着马灯，照了我的曾祖父曾祖母，移出木板瓦屋，紧紧跟随我的母亲。那些年轻的民兵，那些钢铁汉子，顿时泪水和了雨水顺着脸颊往下淌。我父亲首先卸下两扇大门，往划子上搬，他的兵们照他的安排，分三路各尽其责。
  我母亲划着渔划子，快速经过那座被淹的石拱桥，靠近小庙门前。她不忍让我的曾祖父和我的曾祖母，听到木板瓦屋被拆除的声音和情景，她自己当然也不忍看，也不忍听。房屋，是水乡人家的命根子。没有房屋的农民，就像没有窝的鸟。水乡人家有栋像模像样的木板瓦屋，就意味着兴旺发达。这栋木板瓦屋，凝聚着杨家几代人的血汗。这栋木板瓦屋，预示着杨家后代人的前景。这栋木板瓦屋拆了，老的老，小的小，日后如何安身？我母亲虽然一字不识，没有文化，可她的心胸比有文化的人宽阔，她的眼光比有文化的人远大。共产党分给了穷人田土，湖场，耕牛，农具，如今，为抗击洪水，保全大堤，献出了这栋木板瓦屋，等洪水过去，共产党决不会让我们一家人住在露水地里。她把这想法讲给我的曾祖父曾祖母和我的祖母听，她的两代长辈都说：“清凤！你莫讲了，俺心里都明白。你快些让我们进庙，省得听了拆屋的声音心里疼。”
  我母亲叫开了庙门。守庙的是邓顺天太爷爷。其实，她不是太爷爷，而是太奶奶。因为她是个女人。解放前，她在这庙里当尼姑，解放后，她不当尼姑了，但由于她过去出身苦，又为过往香客做了大量善事，就依然被村里留下来看守这座小庙。我父亲小的时候，她最疼我父亲，香客们敬贡菩萨的好东西，她总是拿了送给我父亲吃。按我外祖母的辈分计算，她比我父亲高出三辈，她是出家女人，只能男性称呼，我父亲称她太爷。平时，我们家与她老人家的关系格外融洽，像一家人似的。此时，她见我母亲用小五斗渔划子载了一家老小到来，又听到石拱桥西侧拆屋的声音，她明白是怎么回事。她一边牵着我的曾祖父曾祖母往庙里移进，一边自言自语地说：“十元这伢儿，小的时候就懂事。”她称我父亲的乳名。她这样说，是安慰我的曾祖父曾祖母。
  那夜，我家的木板瓦屋拆除了，能做木桩，能挡泥土的木料全部送到了碧莲河老渡口堤段。民兵们舞起铁锤，将一根根屋柱、屋檩夯进堤脚，承担起塞满金刚泥的草袋，承担起滑坡的河堤。
  碧莲河大堤保住了。百里大垸安然无恙。从老渡口到金牛山，依然稻浪起伏，莲荷飘香，鸡鸣鸭舞，牛歌羊唱。碧莲河水不再涨高，可也没有退落。雨不再下，可也没有天晴。
  我父亲仍然率领他的民兵，日夜守护在碧莲河大堤上。他没有回家，实际上他已没有家。他心里牵挂老小，他相信他的能干的堂客会把老小安排好，不会住露天，不会饿肚皮。
  是的，我母亲的确是照我父亲想的那样做了。她把这已无家可归的一家人安排得慰慰贴贴。让我的父亲安安心心地在碧莲河大堤上指挥民兵抗洪抢险。
  我母亲领着一家老小，只在小庙里渡过了那个风雨夜。这么多人，不能都挤在小庙。邓顺天太爷爷是个极爱清静的人，这老的老小的小，不时有咳嗽，不时有啼哭，长住下去会给她老人家的生活带来影响。第二天天未亮，我母亲轻轻悄悄地出了小庙，划了小五斗渔划子，从我家屋场上捡了父亲和他的民兵们扔下没要的短木板、短木筒，还有竹篙、晒垫，载了，运到地势较高的贾家园，这里地势很高，树竹葱郁，即使碧莲河大堤溃决，洪水也休想淹到这里。我母亲面对百年未遇的特大水灾，不得不朝最坏的方面打算。她用从杨家老屋捡来的材料，在贾家园搭起了一个临时窝棚，又用小五斗渔划子从木板瓦屋旧址，载来床、锅、油盐柴米。布置得像个家了，她这才划了小五斗渔划子，从小庙里接了老老小小，住进了这个新家。
  当时我太幼小，关于那段艰苦的生活的情景，我的眼睛未拍下一个镜头，储进我的记忆仓库。我只后来时常听我母亲和祖母说，在贾家园窝棚里过的日子，回想起来毛根直竖，隆起鸡皮疙瘩。贾家园四周是水，毒蛇、老鼠、蜈蚣、癞蛤蟆都爬上了那块高地，有时锅里盘着毒蛇，床上爬满癞蛤蟆，米桶里蜈蚣做窝，棚顶上老鼠跑来跑去。还有一个不长好心眼的袁维山，几个晚上不声不响地摸到棚口，想找机会占我母亲的便宜。第一回，我祖母看见棚口立着根黑桩，以为真的有鬼，吓得大叫。我母亲操起锋利的鱼叉，朝黑桩掷去时，黑桩开口说话：“金川姑姑！我是怕你们老小在这荒山野地害怕，来给你们打伴的。”
  我祖母、我曾祖母听出了袁维山的声音，心里像吃了臭鸡蛋一样恶心。这个袁维山，在躲日本鬼子时，村里的人都逃了往麓角坪、黄土店的山中避难，他半路里返回，挨家挨户，偷走了所有值钱的东西。他发了国难财。我母亲不了解这些，还热情地招呼他喝茶。我曾祖父曾祖母、我祖母知道他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狠狠地将其骂离了那个窝棚。此后他再来，均被我母亲的鱼叉赶走。
  我是在这个窝棚里满的周岁。按我家原先的计划，我满周岁时要好好庆贺一番的。我是母亲生下的第四胎，而我却又是家里的长子。我母亲十七岁嫁到杨家，十八岁怀了第一胎，是个女儿，生下来只有二十五天就患病去世。这算是我的大姐姐。我母亲十九岁那年的农历九月十八日，生下了一个男儿，由于那年的腊月间杨氏家族编谱，他正好赶上了，这可是大好事。所以他被取名敢甫。敢甫哥哥长得很乖，很聪明。细皮白肉，戴顶红撮撮帽子，条子布裤，还穿的长袍子。他坐在地上玩。别人讲，这天气，还让你那伢儿坐地下呀！我母亲说：你把他的长袍子搂起来看看哟！别人把他的长袍子一搂，看见他把长袍子铺在地下，两条腿一盘起，屁股坐在腿上的。别人讲：这伢儿才聪明啵！他是我曾祖父曾祖母的掌上明珠。我们那地方曾孙称曾祖为太太。我的两个太太都很喜欢他们的曾孙敢甫。每当我的曾祖父从杨家老屋里照看橘子园回何婆桥，敢甫隔老远看见了，就给太太把烟袋找出来，递到太太手上。我太太喜欢他得很。背起他到处玩。
  敢甫哥哥三岁那年的春天，牛鼻滩的一个叫花子住到我家里，这个讨米的将自己讨的粑粑给敢甫哥哥烧得吃了，睡一觉醒来，他就呕吐。我母亲把被子揭开，他手里提了一条朝子虫，我母亲吓了一跳，一把打掉了。我母亲看到敢甫的眼睛溃了好深。她又把他放在身边睡了。第二天早晨请人扑课，说是那天加不得病。得病的那天是29，那个月小，第二天就是初一。那天家里推粑粑，我母亲都没有推，就招呼敢甫。请隔壁的医生张红星给他看病，搞了药吃。母亲让他睡在摇窝里的，摇窝放在堂屋里的。我太太讲，莫吹风哒，放进房里去。我母亲把他从窝儿里抱起来，他的眼睛就直了。我母亲说这怎么得了呢？这伢儿是怎么的呢？全家人都慌了神。我父亲打起飞脚，奔向阳铺岗，去请我母亲的堂哥绍川。一下下儿，绍川就来了，他用银针给敢甫哥哥扎进去，抽针出来，血就乌哒，不幸离世而去。为此，我母亲曾多次哭得昏阙，心灵留下深深的创痛。
  由此可见，我在这个家中的地位。由于那场百年未遇的大水灾，使我热热闹闹的周岁生日变得冷冷清清。父亲忙碌在碧莲河大堤上无法抽身回家，亲戚朋友、左邻右舍，都忙着抗洪救灾，到我家给我贺周岁的唯有我的外祖母。多少年来，我的外祖母每当回忆起那天的情景，她总是带着一种特殊的感情，眼睛潮潮地说：
  “那天，我走进你家那个窝棚，看见你一个人站在椅架里，一条毒蛇正朝你昂起脑壳，吐着鲜红的舌子，我的心都碎了。我一边抓起火钳赶走了毒蛇，一边骂你爹爹恩娘太狠心。我抱起你给你喂水喝。我口干，我也喝口水。你本来还不会讲话，只见你嘴巴几歪，讲出一句‘你灌泡呀’。你会讲话了，我好喜欢。你讲的第一句话是骂我灌泡。你讲的第一句话就没有离开水。难怪你来到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就涨大水。”
  我祖母奇怪，为什么我开口说的第一句话就是骂人，而且是骂我自己的外祖母，这对我的一生是否一种预兆呢？为此，外祖母作了解释：骂得好，骂走了邪气，一生平平安安。我父母就为未给我热热闹闹庆贺周岁，多少年来，不知受了我外祖母多少次责怪。按照乡间的说法，不热热闹闹庆贺周岁生日的孩子怕长不大。外祖母疼爱我，几乎把我放在她的心尖上。1990年8月，我的外祖母去世前，她还拉着我的手说：“你小的时候，你的父母只顾忙公家的事，没好生心疼你。你莫怪他们。”
  我当然不会怪我的父母。舍小家为大家。这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应该具备的基本品质。
  五
  水灾过后，碧莲河两岸的人们恢复家园，恢复生产，热火朝天，气象一新。各级党组织在领导农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同时，也抓紧了党的基层组织的建设，从农民中发展积极分子入党。我父亲理所当然地成为发展对象。蹲点熊家铺村的乡党委组织委员周为民和村长、党支部书记邓应林对我父亲非常看重，他俩亲自召开党员座谈会，普通农民座谈会，土改根子座谈会，全面了解、掌握我父亲的历史的现实的表现情况。在何婆桥水湾，不论年老的，还是年轻的，也不论与我家关系相好的，还是关系一般的，见了我的曾祖父曾祖母、见了我的外祖母，见了我的母亲，都用不同的神态、不同的语言，表达内心的羡慕与祝愿。
  “敬佬倌！您屋里的祖坟葬得好，子子孙孙有出息。”
  我曾祖父叫杨业敬，他的同辈人都这样称呼他。
  “金川姑姑！你大半子吃苦，总算苦出了头，值得！”
  我祖母叫王金川，由于她孝敬公婆，疼爱子孙，对南来北往的路人积德行善，四乡八村，不分男女老幼，都尊称她“金川姑姑”。
  “清风姐姐！你的眼力好，你不嫌贫，你不爱富，你会有好日子过。”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看准我的父亲将鹏程万里，大有作为。
  周为民、邓应林对我父亲的考察、了解，全面而仔细地进行。各方面的座谈会都开过了，各方面的人士都谈了话，他们最后将重点放在我父亲领导的民兵分队，找副队长、找正副班长、找普通民兵，逐一单独谈话。在水乡人眼里，入党显得何等神圣而又荣光。他们都是本着“讲半句假话会烂舌头，会遭天劈五雷轰”的准则，谈我家的历史，谈我父亲的表现。民兵分队副队长，与我父亲同脚穿一条裤子的好朋友邬富月，在周为民、邓应林面前，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谈了关于我父亲的这样两件事。
  一是日本鬼子到常德的那年，我奶奶、我父亲深夜救了从常德城里溃逃出来，身上受了重伤的国民党士兵。这事，除了我曾祖父曾祖母，除了我姑母，只有邬富月知道。他时常到我家玩，喝茶，吃柑橘，有时夜里不回家，和我父亲睡一床。那天半夜，他正在我父亲床上做梦，忽听大门咚咚咚地敲响，我奶奶开门，进来两个满身是血的国民党士兵，指指身后，说是有人追赶。话没讲完，两个都昏死过去了。邬富月亲眼看见，我奶奶、我父亲二话没说，抬了两个国民党士兵，走进柴草屋里。紧接着，大门又被擂得嘭彭响，我奶奶，我父亲从柴草屋里出来，装得无事一样地开门。邬富月又看到，几个端了枪、举着刀的日本兵冲进了屋，用枪口和刀尖对准我奶奶、我父亲，叽叽哇哇地吼了一阵。邬富月拉紧被子蒙了脑壳，假装睡着了，什么也不敢看。后来，叽叽哇哇的声音远去了，屋里恢复了安静。再后来，我奶奶、我父亲从柴草屋里扶出了那两个浑身是血的士兵，我曾祖父曾祖母给那两个士兵擦身子，换衣服，我姑母杨先桂一直站在窗口，望着屋外面。邬富月看着看着又做梦去了。第二天早晨起床，他什么也没有看见，他什么也没有问，就回家去了。此后，他从未听我家里人谈起过这件事，他也没有向任何人提起。如今是要发展杨先德入党，要严防有阶级立场问题的人混入党内，他必须向党组织如实反映情况。
  二是抢救碧莲河老渡口堤段的那个风雨夜，我父亲带了四五班的民兵，分乘八条小船回何婆桥，本意是要抢在大堤溃决之前转移家人和财产，因为邬富月的提醒，我父亲才半途中改变了主意，安排民兵拆了自己的屋，选了能做木桩用的木料，运到碧莲河老渡口堤段，保住了即将溃决的大堤。
  座谈，调查结束了，关于我父亲入党的事没有任何动静。年底举行的新党员宣誓会上，邬富月站在鲜红的党旗下，庄严地举手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一生一世跟党走，海枯石烂不变心。
  我父亲作为向党组织靠拢的积极分子上台发言，表示：向邬富月同志学习，创造条件，争取早日加入中国共产党。
  我父亲当然无法明白个中原因，党组织的事，个人不能随便打听，谁打听，谁透露，都是犯错误的行为，是党员，会受到党纪处分，不是党员，一辈子休想入党。我父亲以为，自己的确不够入党的条件，与那些出生入死，抛头颅，洒热血打江山的共产党员、革命先烈比较起来，自己相差甚远。就说汉寿的老党员帅孟奇吧，敌人对她严刑拷打，鼻孔里灌煤油，指甲缝里钉竹尖，视死如归，保守了党的机密。那才算真正的共产党员。还有帅孟奇的入党介绍人、第一任中共汉寿县委书记詹乐贫……父亲立誓向这样的共产党员学习，接受党组织对他的严峻考验，先从思想上入党，再从组织上入党。
  我那年轻的父亲是个热情的人，是个开朗的人，对身边的事，对身边的人，都是朝光明，朝美好的方面想的多。他更加忘我地工作，加倍地创造条件，他向着咬定的目标奋进。
  枕头边，我母亲问他：“你哪一方面都比邬富月强，这是乡亲们都公认的，为何反倒他宣誓入党，而你没有份？”
  我父亲咬住她的嘴，不让她往下问。接受党组织的考验，必须忠心耿耿，不能有丝毫疑问。我母亲有想法，只能装进肚子里。
  有关邬富月向周为民、邓应林反映我父亲那两件事的情形，是二十多年后的1982年我加入中国共产党时，我从县委书记周为民那里知道的。
  我高中毕业后回乡务农，担任中小学民办教师、大队团支部书记。当年培养我父亲入党的村支部书记邓应林，他从乡党委书记位置上转了一个圈后，又回到熊家铺大队担任党支部书记。我父亲仍然是他手下的一名队长。我父亲仍然是他培养的入党积极分子。他把我也列为了入党积极分子，并视为他的接班人重点培养。不久，我没有当成他的接班人，我被选调到了县革委会。那些年，尽管我工作做出了成绩，但由于性格耿直，入党问题不断搁浅。进入八十年代后，我在全国各地报刊频频发表文章，这引起了县委书记周为民的注意。他调阅了我的档案，当他知道我还不是党员，当他知道我是何婆桥水湾杨先德的儿子，他心里漾起了阵阵波澜。
  1982年5月，一个晴朗的天，县委书记周为民在他那间洁净明亮的小会议室里，召集宣传部、组织部等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开会，他别的都不说，专讲他读了我的文章后所产生的印象，看法，特别肯定了《对牛谈心》一文对推动农村改革的积极意义，言辞切切，情意浓浓。末尾，他委托宣传部长转达对我的问候、谢意。并强调：“一个县，有这样的人才，难得！”
  与会者都认为这是他在开会前的一个小小的插曲。周为民博览群书，琴棋书画，诗词歌赋，无所不通，他珍惜人才，每次开会之前，他都要与他的部下门谈谈读书的问题。组织部、宣传部等有关方面的负责人，都等着他下面谈重要的议题，没想到他讲完关于我和我的文章后，便起身宣布散会。组织部、宣传部等有关方面的负责人都感到奇怪，就为这件事值得郑重其事召集他们开个会。不过，这种不理解只是短时的，他们毕竟经过长期锻炼，最大的优点就是善于领会上级意图，决不忽略一个眼神，一种脸色。他们聪明的大脑立刻作出反应：周为民书记召集的这个会议本身就是一个特殊信号。他们必须赶快行动。
  周为民书记专门为我的事召集组织部、宣传部等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开会，这算是第二次了。
  第一次是在1977年5月，那时他还是县委第一副书记，县委书记何秋舫出国援助加纳农业建设两年，周为民主持县委工作。我因为写了长篇小说《春柳湖》，被当作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受到清查，县创作组被撤销，我被软禁了一个多月，后来发配到县里最边远的酉港公社连安大队担任县委农村工作队队员，我不服，我不认识“四人帮”，“四人帮”也不认识我，我给周书记写了报告……
  那一次与这一次相隔了五年。
  这一次会议不久，我的政治生命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于是，我填写入党志愿书，我住进新党员对象培训班，我在绘有镰刀斧头的鲜红党旗下举手庄严宣誓。一切都是那样的神速，一切都是那样的顺利。那些日子，我总是处于兴奋、激动之中，我眼里的太阳，是那么鲜红；我眼里的月亮，是那么皎洁；我眼里的湖水，是那么湛蓝；我眼里的大地，是那么美丽；我周围的每一张脸，都是那么可爱；我听到的每一种声响，都是那么动听。我实在幸福，我成为了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我的父亲苦苦追求了大半辈子，一直未能实现他的美好愿望。而我的这种追求，虽有磨难，可与父亲比起来，太顺利，太容易，好像随手拈来似的。想到父亲没有入党我又难过。开始，我竟愚蠢地将这消息向父亲封锁，怕他知道后心里产生复杂的感情。父亲很快得知我入党的事，他专程进县城，并用两只水缸移栽了老家门前的一株松树，屋后竹园的一株水竹，作为庆贺我入党的礼物。
  我看着这一松一竹，我实在是太熟悉它们了。父亲与这松、与这竹，有着血一般的浓情。父亲此时不远几十里，从碧莲河边的老家老渡口，连根带土，肩挑给我送进城里，我明白老父亲的心意。
  我深情地搬起这一松一竹，摆放在我的书桌两侧，就像当年我和父亲把它们的父辈，从皇城港的外祖父外祖母家的竹园里，从麓角坪的曾外祖父曾外祖母家的松山上，移栽到老渡口的我家屋前屋后一样，我和父亲一起给它们浇水。
  1963年的冬天，邓应林书记派了大队党支部委员、治保主任邓德理，把我父亲从贺家山农场请了回来，要我父亲重新出山，再度执掌汪家湾生产队的帅印。三年自然灾害过后，恢复生产、恢复家园，成为人们的迫切愿望。我父亲不肯。他觉得他主政汪家湾的工作期间，犯下了很多过错，一切都可以恢复，在近两百口汪姓人心中的威性难以恢复。他不许人们发展家庭副业，没收了汪翠翠的两个儿子从河婆桥捕的两桶鲫鱼，汪翠翠找我母亲拼命。父亲用他的旱烟袋脑壳打人……
  父亲向邓应林、邓德理提出：如果真的信得过他，一定要他干，他想换一个环境，也许会干得更有起色。邓应林问他：“先德！全村十二个生产队，由你挑。你看中哪个队，党支部就把哪个队交给你管理。”
  我父亲回答：“十二个生产队，我哪个队都不去。”
  邓应林问：“你要去哪里呢？”
  父亲回答：“我要去的地方，只怕你不得肯。”
  邓应林说：“你也学会了卖关子。你哪怕是要我这党支部书记让位，我也肯。”
  父亲说：“我党员都不是的呢！我哪有那个野心。我想去老渡口副业队，把那里的副业真正搞起来。这些年，我们越搞越穷，原因在哪里？我躲在贺家山农场的这些日子里，我反反复复想了这个事。生产单打一，除了抓几粒粮食，别的都没有了。山也成了光头山，水也成了清汤水。先把老渡口副业队搞起来，让全大队一千二百口人有口吃的。”
  邓应林、邓德理连声说：“先德你讲的有道理。但是，你去老渡口副业队，暂时不能当队长，你给邓小狗当副手。等他退了，你再接任。你没得意见啵？”
  父亲说：“小狗哥那个人好合作。我在他手下当一般的社员也愿意。我给他出主意，他也会听我的。”
  我记得那个冬日，我们举家搬迁老渡口的情景：
  到了老渡口，父亲首先用行动说话，植树、栽竹，发展多种经营。
  我想到有关松和竹的过去，我暗暗佩服父亲的眼力。
  深夜，父亲等家里人都睡了，他拉着我的手，流着泪对我说：
  “儿子！我为你入党高兴。我们家总算有了党里头的人。你要像这棵松树，为党争光，为我们杨家争气！历朝历代，我们杨家只出忠臣，不出奸臣。历朝历代，我们杨家只出将，不出兵。做人要像松和竹那样，出土之前先有节，风风雨雨不变色。”
  这时，我想鼓励父亲，继续争取入党。在我们党内，有徐特立、郭沫若、陶峙岳等晚年入党的典范。可话到嘴边，我没有说出口。我知道父亲一辈子追求入党，追求得太苦、太累，他年年都递交入党申请书，从来没有间断过。我想对他说，你就别再递入党申请书了，平平静静地度过晚年吧！我入了党，就等于他入了党。我心里这样想，但我没有勇气说出口。我向父亲保证：我不会给他丢丑，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
  那一夜，我没有听见父亲的鼾声。清晨，他轻轻悄悄起床，坐到阳台上抽烟。我也随之爬起，招呼他进屋，他摇头，他生怕吐出的浓烟，呛了他的儿媳和他的孙子。待我妻子和儿子起床，父亲便告辞要走。这是留不住的。他平时给我们送土特产品，都是早晨来，晚上归。他不搭汽车，不坐轮船，凭两条腿步行。我劝他，年纪大了，挑来的东西又沉，还是搭车坐船，图个轻松，再说，也省不了几个钱。他坚持，不是为了省钱。生成的做工的手脚，走几十里路，不吃亏的，相反，活泛了血液，磨炼了筋骨。说不定还能在这个世界上多活几年。我送父亲踏上沅南大堤，他要我回去上班，我还要送一程，他不肯。分手时，我们父子谁也不说什么，都只挥了挥手。我转身，趁父亲不注意时，躲在观音港旁边的一棵杨柳树后，目送父亲背着金灿灿的阳光，踩着结实的沅水大堤，朝沧港那头渐渐远去。我发现，父亲曾经弯曲的背脊又挺得笔直，已经老态的双腿又恢复了活力，他又像年轻时那样，脚步生风，英气勃勃。我的父亲没有老，我的父亲不会老，他就像头顶上的那轮太阳，天天，月月，年年都一样。我用力含住眼泪，没让掉下来。我希望父亲回过头，我想看到他恢复了青春活力，闪烁着彤红光彩的英俊脸膛。可父亲没有回头，大步朝前走去，走去。我再也忍不住泪水，任其顺着鼻梁滑落，浸湿了那株杨柳树蔸。
  我回到家，因双眼彤红，不敢去上班。偏巧，这时传来命令，县委书记周为民点名要我随他下水乡专题调查农民承包经营的情况。我不敢违令。更何况，我对周为民书记已经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感情。宣传部长如实转达了他对我的问候。我不蠢，我明白这中间的含义。我能顺利入党，我猜是得意于他那一声开天辟地、扭转乾坤的问候。人生得一知己难。在自己的顶头上司中，能遇到周为民这样的知音，更是难上加难。
  我赶到周为民书记那间洁净明亮的小会议室报到，随他下乡调查的有县委办的汪副主任、王秘书（他后来升任《湖南日报》副总编，可惜在2004年4月5日的那个夜晚，意外堕楼，离开了这个世界）、县政府农村经营管理科的陈科长，这都是老熟人，他们都先我到达。周书记见到我，笑呵呵的第一句话：
  “你的眼睛怎么通红？”
  我随口答：“昨夜写作，睡得太晚。”
  “你骗我。”他依然笑呵呵的：“是因为你父亲来了吧？！”
  我一惊：“你怎么知道？”
  “我像诸葛亮，掐指一算，天上地下，无所不知。”
  我被他的情绪感染，我笑着说：“你又不认识我父亲，还不是猜的。”
  他神秘地一笑，转换了话题：“各路大将都到齐了，起兵出发吧！”
  我们乘坐吉普车，跨过沅水，深入到洞庭湖边上，与赤山隔水相对的酉港镇白莲村养鱼专业户周克勤家实地调查，了解了农民承包水面后的酸甜苦辣，农民经济要稳步发展，首先要出台稳定人心的政策，以保护承包人的利益，不受红眼病的侵害。
  夜晚，我们来到酉港镇政府。周书记宣布晚上自由活动，各自对自己白天调查的情况理一理。我和汪副主任、王秘书、陈科长起身离开他下榻的房间时，他要我单独留下。
  我开始有点紧张，我不知道他的用意。他招呼我坐下，给我倒茶。他没有了白日里县委书记的派头和语调，言谈举止和蔼可亲，像我父亲似的长者。他不抽烟，我也不抽烟，屋子里的空气显得清新洁净，这有利于我们的谈话。他不断地喝着茶，嘴里吐出的话语，如同小河流水，我听来有一种悠扬、愉悦、温暖、甜蜜的感觉。他告诉我，他不仅认识我的父亲，还非常了解我的父亲，可以说与我父亲是老朋友。我听来当然感到惊奇。他说，他知道我父亲的脾气，不会把这种关系讲给我听。五十年代，他是聂家桥乡党委的组织委员，一直在熊家铺村蹲点。他很赏识我的父亲，要发展我的父亲入党，还甚至有吸收我父亲当国家干部的想法。因为邬富月反应的有关我父亲的两件事，在当时看起来实在太重要，必须慎重考虑，彻底查清。这样，就把我父亲的入党缓了下来。他没有想到，这一缓，竟缓了几十年。周书记的口气中带着深深的懊悔，我听着，心头感到隐隐作痛。我不忍心看他难过的样子，一个七十万人之上，能呼风唤雨，威风凛凛的县委书记，为我的农民父亲忏悔难过，实在令我过意不去。我欲打断他的话，他摆摆手，不给我机会。最后，他说：“我能过问你入党的问题，我内心感到安慰。”
  我望着周书记那张质朴、慈祥、布满爱意的方正脸膛，泪水在我眼眶里旋转。我什么都没有说。我有什么好说的呢？哪能想到，我入党，竟然凭了我父亲的关系，吃了我父亲的老本。若不是遇上周书记这样的领导，我哪年哪月能入党呢？也许像我的父亲接连不断地做入党积极分子，追求，追求，苦苦追求一辈子。
  周书记起身，绕屋子踱了一圈，然后伸手推开窗户，让洞庭湖上的凉风淌进屋里。他要我千万不用感谢他，作为单个的人，什么事都是做不成的。这是搭帮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好。县委书记这个官不好当，真正把党的各项方针政策落实了，执行了，收到了效益，见到了成果，才算称职了，尽责了。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县委书记就是这根针。对方方面面都不能疏漏，不然，容易出问题。他说，他过问我的入党问题，也是为了全面落实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用如今的新意识和新的眼光来分析看待我祖母、我父亲当年救护从常德城里溃逃出来的两个受伤的国民党士兵，不但不是过，而且还是功，是了不起的功。周书记说，他现在已彻底弄清了那两个国民党士兵从常德城出逃的情况。那是1943年11月，日本侵略军以10万兵力入侵湘西北，围攻常德城。国民党第七十四军第五十七师的爱国官兵，同日军进行英勇战斗。11月28日，日军发动全面总攻，五十七师师长余程万率部死守城门，浴血奋战。至29日晨，五十七师8000多官兵已不足1000人，只得边打边退入城内。12月2日，守军只剩下500余人，余程万只好率部于深夜偷渡沅江突围。那次战斗，日军死亡4000多人，其中联队长以上军官4人，大队长5人，中队长4人。周书记显得很激动，他说：
  “那时是抗日统一战线，只要爱国的人，都是好人。你祖母、你父母救的那两个士兵，是余程万的部下。救护爱国士兵，何罪之有？那不仅仅是救那两个爱国士兵，那是救国呀！”
  我听了，很感动。我欲插断周书记的话，转移他的情绪。这时夜已深，上了年纪的人，特别是体胖的长者，过分激动，心脏、脑血管容易出毛病。周书记却不管这些，只顾顺着他的思路往下说。他如今仍想解决我父亲入党的问题，可惜，他过问再三，得知我父亲近几年已不再提出入党的申请。入党，是自觉自愿的事，不能带丝毫强迫。县里即将成立政协委员会，他想安排我父亲做政协委员，可我家里既找不出在港澳台的亲戚，也觅不到曾被打成右派、或反革命的家庭成员，仅我爷爷曾加入过红帮，也仅仅是帮会中最普通的成员，连小头目都算不上。如今拿到党的统战政策上来考虑，不够分量。周书记不无遗憾地连连叹息。末尾，周书记拍拍我的肩，说：“看到你的成长和进步，我很高兴。小伙子，展劲干吧！发扬你父亲的精神！”
  我明白周书记话里的含意，我向他深深地点头。
  六
  矗立在贾家园的那座窝棚被拔掉，杨家老小没有回何婆桥，而是朝着何婆桥以南约一华里远的汪家湾走去。那里，村党支部、村委会按照杨家被拆去抗洪的那栋木板瓦屋的规模、式样、大小，重新建造了一栋，供杨家老小居住。
  开始，杨家老小都不愿去汪家湾定居，那里的人，没有何婆桥的人这样亲，过去虽然都熟悉，也有交往，可他们全是汪姓人家，没有血缘，没有亲情，说话、做事，比不上何婆桥的左邻右舍这样随便、融洽。那里的环境，没有何婆桥这样美，除了稻田，就是旱土，连吃水也是全湾一百多口人共用一口池塘，春天捕不成散籽鲤鱼，夏日闻不到荷花的芳香，秋季看不见累累柑橘，寒冬不能观赏湖上的雪景。那里，不是东去汉寿，西行常德的陆上要道，那里，也不是走沅水，入洞庭的水中咽喉。没有何婆桥这样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三辈人相传下来的小茶馆就得关闭。过往行人和客船，累了没地方歇脚；渴了没处喝茶，品尝不到杨家的柑橘，穿不成杨家编织的草鞋。在杨家老小眼里，天下再没有一处地方比得上何婆桥这样美好，这样方便。他们舍不得撇下这块热土，这个水湾，杨家子子孙孙要在何婆桥居住、繁衍。
  然而，革命需要杨家老小告别何婆桥，定居汪家湾。周为民、邓应林代表党组织作出决定：免除我父亲的民兵分队长，调任汪家湾初级合作社，全家老小随同迁居。我父亲回家，向全家人报告了这一最新消息。全家人除了我，均不愿意，并各自作出反应：我的曾祖母扶了拐杖，摸到何婆桥的老屋场，一天到晚，转来转去。我的祖母用两扇门板，支起一座小摊，摆上茶水，供应过往行人。我的母亲早早晚晚都要来到何婆桥，望着汪汪湖水，排排杨柳流泪。我几岁的姐姐，不是从水里采芡实，挖荸荠，就是在湖边上摘菱角、捞莲蓬，父母不来找，她不回家。只有我不懂这些，或是站在何婆桥的石栏杆内看桥下鱼虾蹦蹦跳跳，或是去小庙里向邓顺天太爷爷要这要那。那些日子，父亲那根尺多长的竹脑壳旱烟管的烟锅里，除了他睡觉，从没熄过火。父亲吸的烟比吃的饭还多。父亲的身体一天比一天消瘦，眼窝一天比一天下陷，人们以为他患了什么毛病。周为民、邓应林关心地对我父亲说：“先德！你是那些日子抗洪抢险太劳累，休息几天，恢复一下身体。”
  我父亲摇头：“不！不是劳累。”
  周为民开玩笑：“那就是搂多了堂客啰！”
  我父亲依然摇头：“不……”
  周为民大笑。
  邓应林大笑。
  我父亲也笑。
  矗立在汪家湾村口，属于杨家老小的那栋四缝三间、三柱三骑的木板瓦屋建好了。周为民、邓应林催促我父亲赶快搬家，早搬家，早安心，以便集中全副精力，率领汪家湾两百多口人奔社会主义。
  那晚，我父亲将全家老小从何婆桥的老屋场，接回到贾家园的窝棚里，开了一个家庭会。他说：“是共产党救俺一家出苦海，俺一家不能忘记共产党的恩情。如今，党信赖我，培养我，我就要听党的话，跟党走。党要我去哪里，我就不能讲二话。我晓得全家都舍不得离开何婆桥，我也舍不得……”
  我父亲再也说不下去。
  那夜，杨家老小都流下了眼泪。
  那夜，杨家老小统一了思想。听党的话，迁居汪家湾。
  一年过去，汪家湾初级合作社发生了人们意料不到的变化。过去，全湾两百五十多口人，虽然都是汪氏后裔，一根藤上结下的瓜，可分为几大家，吵口、打架的事时有发生。在汪姓人中推举出一个社长，反而不能将所有汪姓人团结在一起。周为民、邓应林出于这种考虑，选派我父亲到汪家湾担任初级合作社社长。我父亲上任，首先化解了汪姓人几大家之间的矛盾，用现在的话说，叫做不搞窝里斗。家家户户，老老少少，都把精力、智慧，集中到种田种土上来，千方百计多打粮食，多产棉花，同时利用一切条件，发展养猪养鸡养鱼等家庭副业。那个年代，人人都千真万确地感受到共产党的英明伟大，不说翻身得解放的贫下中农有吃有穿有住，就连没收了田土房屋的地主富农也不用担心黑夜土匪抢劫，白天恶棍敲诈，虽没有过去那么多田土房产，那么多佣人侍女，可也不饿肚皮，不冻身子，平平安安，也算过的好日子。所以，共产党的话，没有人不听。我父亲是共产党派来的干部，处处行得正，事事做得稳。苦活累活，归自己；好事乐事，给别人。他在汪姓人当中，有了很高的威信，有了极强的号召力。无论干什么事，他手中的那根一尺多长的竹脑壳旱烟袋一指，不分上下，不论老幼，都齐心协力去干。到了年底，家家粮满仓，户户猪满栏，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穿上了新衣裳。最苦最穷，双目失明、孤身一人的邓婆婆，也得到了幸福，得到了温暖，不愁吃，不愁穿。我父亲率全家老小迁居汪家湾这栋四缝三间、三柱三骑的木板瓦屋的同一时候，将邓婆婆也接到一起居住，吃穿、起居，全由我祖母和我母亲照顾。邓婆婆原来独居在熊家铺小学校的一间偏屋里，夜晚冷冷清清。她的眼睛瞎，但听力极好。有一次，她听到哭声，以为是我妹妹病逝，拄着一根棍子，摸了近一里路，来到我家，原来是别人家两夫妻吵口发出的哭声。这事之后，我父母亲把她接进了我家，与我们一口锅里吃饭。我父亲不仅给汪家湾两百多口人解决了温饱，还给汪家湾一百多口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荣耀。全县评选优秀初级合作社，我父亲领导的汪家湾名列榜首。一时间，汪家湾的名声，享誉金牛山下，春柳湖两岸，汪家湾的人，在全县两千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不论到哪个角落走亲访友，不论去哪个旮旯买进卖出，都能挺胸抬头，扬眉吐气。都能受到人们的热情接待，听到人们的由衷夸赞。
  这一年，汪家湾人得到了快乐，得到了幸福。而杨家老小却承受了痛苦，承受了悲哀。自从迁居汪家湾那栋新建的四缝三间、三柱三骑的木板瓦屋后，我的曾祖父曾祖母便迅速衰老。他们人虽到了汪家湾，其心，其情，却仍然留在何婆桥，留在那片种着三十多棵柑橘树的坡地上。只要不吹风下雨，只要不泥泞路滑，我的曾祖父曾祖母，双双摸到何婆桥，在老屋场上静静地坐上半天。邓顺天太爷爷请两位老人进小庙歇息，两位老人只是摇头。接着，又双双摸到种了三十多棵柑橘树的坡地里，一棵树一棵树地抚摸，直到傍晚才摸回家中。有时索性不回家，和衣躺在那栋用来看守柑橘的低矮木屋里。我父亲、我母亲轮着去接，去请，也接不来，也请不来，只好随了他们。我父母担心，这样一天复一天，一月复一月，两位老人如何消受得了。从柑橘园回家的路上，我父亲仰天叹息：两位老人受苦，都是为了我，都是为了我啊！我母亲安慰：你也不要难过。你不是为了自己图吃图穿图快活，你是听党的话，为党工作，两位老人不会怪你。这年柑橘成熟的季节，我的曾祖父曾祖母向我父亲提出一个要求，要他亲手摘了三十多棵柑橘树上的柑橘，一担一担挑到何婆桥，再给两位老人在何婆桥的老屋场上搭个窝棚。我父亲明白两位老人的用意，他再忙，再累，他也挤出时间，满足了两位老人的要求。我的曾祖父曾祖母脸上又有了笑容。那些天，我那眼睛早已失明的曾祖父坐在窝棚门里头，我那眼力尚好的曾祖母坐在窝棚门外头，给南来北往、东去西行的每个路人赠送一个柑橘。曾祖母看见过路的人来了，隔老远她就举起金灿灿的柑橘，说：“杨家老屋的柑橘，请尝尝味！”
  过路的人接过柑橘，向她道声谢，她脸上笑得像朵花。
  曾祖母给过路人送了一个柑橘，曾祖父赶紧从窝棚里摸出一个递上。就这样，两位老人将三十多棵柑橘树产下的所有柑橘一个不剩地赠送给了过往路人，似乎完成了生命中一件大事。他俩起身，整了整身上的衣服，朝石拱桥那边小庙里的邓顺天太爷爷打了个招呼：“俺孙儿孙媳来找，请你告诉一声，俺回柑橘园里去了。”
  说完，我的曾祖父曾祖母扶了拐杖，双双摸向种着三十多棵柑橘的那片坡地。
  傍晚，我父母来到何婆桥，窝棚里的柑橘没有了，两位老人不见踪影，不用邓顺天太爷爷告知，也料定是去了哪里。我父母似乎有一种预感，打起飞脚，赶到柑橘园，我曾祖父曾祖母双双躺在那栋看守柑橘的低矮木屋里，生命的烈焰已经燃尽，只剩了最后的一丝火花。我父母跪在两位老人面前，泪流不止。我父亲说：
  “爷爷！奶奶！是我害了你们，是我对不起你们。”
  我曾祖父曾祖母神志异常清醒，用微弱的声音说：“你莫讲蠢话。你是替大家做好事，俺不怪你。”停了停，两位老人又交代：
  “那对儿女，莫打他们，莫骂他们，日后，他们会有出息。”
  说完，两位老人便闭上了眼睛，任我父母怎么呼唤，怎么喊叫，他们也不再答应。我的曾祖父曾祖母离开这个世界时，依然是双双结伴，谁也不愿撇下谁。他们平平静静，洒洒脱脱地去另一个世界寻觅幸福，寻觅快乐。从武陵山巅射过来的阳光，照得两位老人身上一遍金灿。
  不知是天意还是巧合，我曾祖父曾祖母去世的那年冬天，那片坡地上的三十多棵柑橘树，也统统落叶、枯黄，永远不再发芽、吐绿。我父母将它们连根挖起，一枝一桠也不让走散。待到第二年清明节这天，一起搬到我曾祖父曾祖母的坟头，一株一株地给他们烧去。那火中散发出的柑橘香味，弥漫了何婆桥，弥漫了汪家湾，弥漫了熊家铺周围的皇城港、李家湾、太子庵、雷家坡、洞阳观几个村。如今，我家乡的人们将这当成神话一样传说。
  我父亲安葬了他的爷爷奶奶后，向党组织递交了一份入党申请书；我父亲给他的爷爷奶奶烧去30多棵柑橘树后，又向党组织递交了一份入党申请书。他算了算，累计起来，他总共递交了19份入党申请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