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历史出现了昏暗，人们就把责任归结于这段历史的直接主导者，归结于他们的个人品质德性，似乎只要他们的心肠好一点，人民就可以免除一场浩劫灾难。但我以为原因不完全是如此。
  从四五运动到“三中全会”，我们民族正在恢复生机。一场大手术之后，人民渐渐停止了痛楚的呻吟，恢复了平静。人们想查一查环境，查一查病史，看那个毒瘤是怎么长出来的。我们当然首先会把目光投向年长的一辈，投向那些曾经教诲过和领导过我们的人。
  我当过知识青年。我知道的一个国营农场有个负责人，是部队转业干部，对手枪和绑腿有深厚的感情。他身先士卒，干劲冲天，在大办农业过程中流下辛勤的汗水，对亲人和下属也要求得十分严格。但他好几次晚上提着枪，用“演习”的办法来考验下属的“阶级立场”。他看不惯青年男女的谈情说爱，有次为了追捕一个“违禁”幽会的小伙子，竟一气跑了几里路远……结果很多干部和青年都怕他。
  在我还访问过的另一些农场里，也有一些老资格的革命战士。他们立志务农，比起那些贪恋沙发与卧车的人，他们是有朝气，有事业心的。但他们中的相当多数曾不懂经济，不善管理，结果地上草比苗高。有一个农场发放寒衣，得靠领导的“老红军”面子四处募捐求援。另有一个老场长，有钱大家用，有烟大家抽，对供给制和“大锅饭”一往情深。但正是这种平均主义，使职工们的积极性日趋低落……
  这些人的故事就像代数中的“同类项”，鲜明地显示了共通点。他们像一个个音符飞出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旋律；像一个个散点，逐渐连成了一道明晰的轨迹——于是，我就有了笔下的“张种田”。
  我本来可以把张种田的优点都挑出来，把他写成一个叱咤风云的英雄战士，写他身经百战艰难创业，与人民群众血肉情深，在反动帮派势力的淫威之下威武不屈等等。当然，为了让他更生动，也可以写一写他性格上的小缺点，写一写他对任何事物都有一个曲折的认识过程……这样写当然是可以的，我也这样处理过一些素材。
  我本来也可以把张种田的缺点都挑出来，把他写成一个蜕化变质的昏君骄臣，写他独断专行、骄横自大、思想僵化、盲目无知，最终被人民唾弃。当然，为了使他更丰富、更可信，可以写一写他偶尔显露的人性闪光，写一写他历史上曾经有过的丰功伟绩……这样写恐怕也未尝不可，我也这样处理过一些素材。
  但我撕掉几页草稿后突然想到：为什么要回避生活的真实面目呢？为什么一定要把生活原型削足适履，以符合某种意念框架呢？难道对笔下的人物非“歌颂”就要“暴露”？伟大和可悲，虎气和猴气，勋章和污点，就不能统一到一个人身上？我对自己原来的观念怀疑了。我想：人物的复杂性是应该受重视的。何况我们是在回顾一段复杂的历史。
  为了更理解这个张种田，我把目光投向历史深处，我希望在动笔前看清张种田的主要精神特质。显然，不能说主观蛮干、简单粗暴是他最主要的弱点。这是次要的。这些弱点并没有妨碍他在以农民战争为主要形式的民主革命中大显身手。梁山好汉的前鉴，“山沟里的马列主义”，朴素的阶级仇恨等等，使张种田们在抗日和驱蒋的斗争中力大无穷和聪明无比。那么，为什么他后来竟然成了一个悲剧人物？他仍然是忠诚的、热情的，甚至并不缺乏智慧。但他越肯干，就越具有灾难性，就越增强了与人民的隔膜。“好人”与“好人”之间也心不相通。人们发现他与科学矛盾着，与民主矛盾着，于是民心涣散，民生凋敝，野心家倒是在他的羽翼下生长。他的“社会主义”还能剩下一些什么？除了“供给衣”、“大锅饭”、烟酒“共产”的慷慨外，人们只看到了一个茅草地王国。这个王国的土地上，徘徊着平均主义、禁欲主义、家长制的幽灵。
  农民战争被经济建设高潮代替，农业国将要成为现代化强国。因此张种田们的落伍是必然的，他不过是实现悲剧的工具。而且他的忠诚无私，他的坚强和豪爽，是不是使他的人生更具悲剧性从而更值得我们感叹？
  我说不清楚。
  说不清楚，但我还是写了。我羡慕理论家的严谨准确，但并不想把一切都剖析得明明白白。除了传达思想，我更希望抒发郁结于心的复杂情感。
  1981年2月
  *最初发表于1981年《小说选刊》，后收入随笔集《面对空阔而无限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