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珪认为苏轼是威胁，蔡确是想将苏轼作为拖累苏油和苏颂的工具，而苏油则是认为时机不到，与其让大苏到朝中来得罪人，还不如在外头旅游来得开心。
  最起码，两篇《赤壁赋》给扁罐漏勺留下来！
  苏油现在又摆明了架势不愿意列位在司马光和吕公著之前，表现出谦退和容让。
  其实也是因为他考虑到自己年轻了太多，不争这一时。
  职务不重要，影响力在就够了。
  但是高滔滔却觉得亏欠了苏油。
  如今就是机会，将苏轼苏辙调入朝堂，是阻力最小的时候。
  一个平衡的朝局在自己眼皮底下慢慢形成，高滔滔心里还是很有成就感的。
  改良的旗号，现在已经得到了改革派中章惇等的支持，保守派中吕公著、范纯仁等的支持，而苏油自己，一直就是改良派。
  也就是说，将新政定义在“新法改良”框架内，能够得到朝中最大多数人的拥护。
  九月，乙未，高滔滔下诏，在全国范围内，彻底罢废免行钱。
  免行钱最初是王安石让行户缴纳，以免除“征调物资”设立的名目，但是施行后效果很差。
  之后苏油上奏要求将政府采购通过招标和公示的方式进行，才算是给行户们解除了负担，“免行钱”得以真正的“免行”。
  之后每当遇到什么大灾，宽罢受灾地区当年的免行钱，就成了赵宋皇室显示“畏天爱民”的作秀，如王珪去世前的那场小地震，便诏罢了一次京周三路的免行钱。
  苏油给高滔滔的四通拆分方案，会让朝廷增加六百万贯商税，于是高滔滔在司马光来奏请的时候，干脆一挥手，全面罢除。
  而这次废除免行钱的同时，却没有再恢复征调的旧制，也就是说，这是一项完完全全解除行人负担的德政。
  钱没多少，名声不小，这个交换比，也让高滔滔非常的满意。
  大宋朝局，就这样在多方人士的共同努力下，渐渐安定了下来。
  戊戌，上大行皇帝谥曰英文烈武圣孝皇帝，庙号神宗。
  宋神宗！
  第一千四百七十五章 定谥
  后世很多人以为神宗这个庙号不好，作出了很多这样那样的解释。
  但是其实“神”这个字，乃是《谥法表》上的第一个号，足见其地位的尊崇。
  民无能名曰神，靖民则法曰皇，化合神者曰皇，德象天地曰帝，德合天者曰帝，仁义所往曰王。
  “神”，在“皇”、“帝”、“王”之前。
  为何如此崇高？按照《谥法解》中的说法，是“民无能名”。
  什么叫民无能名？孔子曾经引用过《尚书》对尧帝的评价——“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惟天惟大，惟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
  意思既是说尧为天子，太伟大了，就和天一样的伟大。
  他的恩惠是如此广博，以至于老百姓都不知道怎么称赞他好了。
  千古帝范，万代民师，初肇文明，世人敬赖。
  尧帝到了宋代，已经成了一个符号，是华夏文明史上最优秀君主的代名词。
  士大夫的事业，在立德立功立言，但入仕后的最高成就，却都是——“致君尧舜”！
  这个庙号之所以在后来成了恶号，是因为真实历史上的几个“神宗”，表现都不咋样。
  称号与其实际成就，实在是相差太远，活活将这个第一尊号，变成了笑话，讽刺。
  甚至是诅咒。
  但是在今天的大宋，这个庙号，无疑是最顶级的一个。
  这个号的拟定，中间还发生了一场小插曲。
  和真实历史不同的是，司马光对此庙号提出了反对意见，苏油也提出了反对意见。
  司马光是觉得这个庙号对赵顼来说，有些过于拔高了。
  而苏油则是被后世“神宗”二字，搞出了心理阴影。
  司马光认为，赵顼应该对改革初期的弯路应该承担连带责任，不过好在成就不小，也属于重开局面之君，因此用“景”比较合适。
  由义而济曰景，布义行刚曰景，耆意大虑曰景。
  而苏油则认为赵顼虽然取得了光辉成就，但是毕竟没有走完最后那一步，到底是没有全部完成祖宗宏愿，故而达不到“神”的级别。
  司马光建议那个号有瑕疵，由义而济，是暗示赵顼对百姓先紧后松；布义行刚，是暗示赵顼不断发动对外战争；耆意大虑，则是暗示赵顼在细节上有瑕疵。
  苏油觉得过苛，于是推荐了“昭”。
  昭德有劳曰昭，容仪恭美曰昭，圣闻周达曰昭，非常完美。
  赵顼很辛苦，很帅，很能采纳建议还能推行来去，完美。
  然并卵，两人还没来得及展开辩论，就被各地的实封淹没了。
  司马光搞出来的“大开言路”这头猛兽，第一次让中书收到了反对他自己和苏油的声音。
  老百姓、士大夫、太学生和广大官吏，纷纷投书，不能忍！
  先帝哪里配不上这个神字？司马学士和蜀国公是吹毛求疵，是敲开鸡蛋找茬！
  元丰盛世是什么样的局面？世界上可曾有过年入两亿贯，国库存余六千万贯的国家？
  还有新宋洲、东胜州的大发现，你们凭什么不算到先帝的功业里边去？！
  日行千里的火车、日织千匹的毛纺厂、你们凭什么不算到先帝的功业里边去？！
  一战平灭西夏五十万的大胜，纵观历史，有过几场？
  四夷宾服，五洲来朝，你们凭什么不让先帝做神宗？
  不行，就必须是神宗，否则我们不答应！
  高滔滔收到司马光整理出来的百姓和各路官员意见，感动得结结实实地痛哭了一场。幸好立的是赵煦，否则的话，后果委实难料。
  公道自在人心！那就神宗了！
  最终定下《神宗谥议》：
  “粤庙号之建久矣，其间圣贤之君作，而应天下之治者多矣。
  然未有以神为号者，抑神也者，妙万物以为言，而难其称欤。
  抑天之所启，以配大行之庙乎？
  书载益称尧德。曰乃圣乃神，乃武乃文。盖圣神所以立道，文武所以立事也。
  大行皇帝尊谥，自天锡之曰英文烈武圣孝皇帝，庙曰神宗！”
  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庙号这个礼制，其历史已经非常久远了。
  中间华夏也曾出现过不少圣贤之君，做到了天下大治，可从来没有过哪位君王，是以“神”为号的。
  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神这个字，按照庄子的解释，是“妙万物以为言”，也就是说，能够成为万物的代言者，方可称为“神”。
  哪怕圣贤之君，都极难做到能够与这个号相称。
  这或者就是上苍属意，特别留给我们大行皇帝专用的吧？
  历史上称赞尧帝，是既神且圣，乃武乃文。
  神、圣这两个属性，让尧帝为天下树明了道德；
  文、武这两个属性，让尧帝使天下臻达了大治。
  （因为大行皇帝也做到了这几点），所以他的尊谥，是来自上天的赐赠！
  ……
  己酉，以秘书少监刘挚为侍御史。
  刘挚上台第一件事，就是闹着人数太少，权力不够：“伏见谏官止有大夫一员，御史台自中丞、侍御史、两殿中，法得言事外，监察御史六员，专以察治官司公事。”
  “欲望圣慈于谏院增置谏官员数，本台六察御史并许言事，其所领察案自不废如故。所贵共尽忠力，交辅圣政。”
  苏油和章惇立刻狙击，刘挚此论，大违先帝遗意。
  先帝元丰改制，第一件事就是台谏分立，御史台掌察事，谏院掌谏事。
  明确责任，便利施行。
  如今司马公大开言路，加上电报来得快，造成信件积压，谏院增员，理所应当。
  又令天下不分官吏百姓，尽可上言，故六察御史，本就包括在其中。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御史言事归言事，但那时其职分之外的“义务劳动”，和察官的本职工作不可并列。
  因此御史因“察人不谨”而要承担的责任，不能因“谏事风闻”而得免，否则就是走回了以前的老路。
  高滔滔认为有理，诏“尚书、侍郎、给、舍、谏议、中丞、待制以上，各举堪充谏官二人以闻。”以扩大谏院人数。
  同时允许御史亦可言事，但再次重申了赵顼分立台谏的本意——察案如果弹人，需要有确实证据，承担后果；只有补阙朝政，言事方可以“风闻”。
  戊午，召朝奉郎、知登州苏轼为礼部郎中。
  高滔滔对苏轼偏爱到没边了，大苏的升官途径，成了今年特例里边的特例，风头甚至超过了司马光、吕公著、苏油。
  数月之间已经迁转了两回，而且这人都还没到京城，也就是说，这可能还没到最后结束。
  于是苏油上书，说这不是进拔人才之道，大苏转迁实在过于迅速。
  但是这一回司马光却提出了反对意见，说苏轼人才难得。
  蜚声国际，四海内外皆称夫子，各国使节入京，都要打听苏夫子在哪里。
  当年制科结束，先帝就有意让他直馆，结果到现在尚在下州，连辽国高丽日本使臣，听说之后都颇为失望，觉得大宋曲沉了贤才。
  让其入朝问对，之后或列台谏，或直国史，或掌制诰，这么多位置，难道容不下一个苏轼吗？
  以苏轼的文才，这些工作，难道还能有人能比他干得更漂亮吗？
  没有，的确是没有。高滔滔非常赞同司马光的论调，于是驳回了苏油的请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