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官出差，尤其是奉皇帝差遣出巡地方的中官们，经常将差遣视作发财的手段，搅动地方。
  赵顼在元祐改制之后，要求官员出差采用“预支”制度，先行给付“馹券”，即驿站消费券，用于支付沿途驿站食宿的花用，地方不再供给。
  但是很快官员们又想出新花招，每次出发前找寻名目，请求“别支”。
  因为官员们是要带手下的，将手下设置得多一些，这样就能够从这些人的“别支”里边获取利润。
  这道肥菜，历任户部尚书包括蔡京在内，都不敢动，直到来了个孤臣——苏元贞。
  新任户部尚书苏元贞要求，朝官出差带随员可以，但是必须申报。
  户部要审查这些随员的职务、级别，是否符合这次差遣所需要求，审查通过之后，方才能支给。
  诏从之。
  紧跟着，刑部侍郎毕仲游上书：“官员举借钱物，于任所交还。州官于诸县镇寨，或诸县镇寨官于本州者，皆为任所。
  计本过五十贯者，徒二年。重叠及于数人处举借，并通计。
  钱物主并保引人，如过数借者，各杖一百，数外钱物没官。
  若偿外钱物不及五十贯之数事发者，减本罪二等；不及三十贯者，又减二等；全偿讫者，又减三等。
  以上偿钱应减罪者，数外钱物数，仍免没官。
  其所偿钱物内，有系任所受乞借贷之类者，各不减。”
  从之。
  这是要打击地方官员与当地豪强们以借贷之名，行纳贿受贿之实。
  官员举借“官物”，就是从国库中借出的钱财，拿去放贷、做生意。
  刑部要求必须于任所内交还，到期还未还上的，不光官做不成，还要追究刑事责任。
  还对“任所”也加以了明确定义，就是最大不能出州。
  除此以外，还要追究钱物持有人、保管人、保引人，其实也就是地方豪强们的责任，如果此类借贷产生了非法所得，所得没官。
  同时还明确了责任人。在州郡之内，如果官员是受人所托借贷国库，那官员一样是主要责任人，而不在减罪之列。
  但是也开了一个口子和分出档次，就是将欠债分成了五十贯以上、五十到三十贯和三十贯以下，五十贯以下又能及时还清的，概不追究。
  苏油收到诏书后有些哭笑不得，这情形，与另一个时空改革开放初期的一些乱象，如各单位利用名目私开小金库，然后以“借用”的名义供官员们挥霍，几乎如出一辙。
  这事情在清代康熙末年也曾经闹得大发，不过宋代和清代的最大不同，就是元丰改制以后，官员们的俸禄优厚。
  因此打击官员向国库伸手，名正言顺，不存在“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的问题。
  不过苏油是“好上司”，将诏书行下之后，依旧附加了一个四路都转运司的“附加谕令”，许各地有欠国库钱粮的官员上章自辩，说明情况。
  如果的确是官员家中经济困难，或者说是为了役务临时周转一类，四路都转运司会酌情予以考虑。
  总之，还是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
  庚戌，户部上奏：“勘会无为军崑山白矾元条，禁止官自出卖，昨权许通商，每百斤收税五十文。
  准元佑敕，晋矾给引，指住卖处纳税，沿路税务止得验引批到发月日，更不收税。
  今无为军崑山矾，欲依晋矾通商条例。”
  晋矾，就是太原矾。苏油给晋矾解绑，除了行坐两税，其余概不征收，一下就调动起了矾务工人与商贾们的积极性，沈括在太原卖矾卖到飞起。
  苏元贞于是上奏昆山矾务也依从太原之例，以刺激和扩大生产。
  诏依户部所申。
  以上这些，如刑罚过重、兵源不继、官员新形式的贪腐、优良税制尚未普及等诸多问题，都是元祐刷新以来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以及亟待解决的历史遗留问题。
  所幸的是如今的朝中官员们，都能够及时地看清问题，并提出有效解决方案，进行调整，有力防范。
  虽然苏油不在朝中，但是如苏元贞、毕仲游等后进的官员，依然敏锐地把握住了问题关键，并提出相应的应对措施。
  可以说，苏油运营几十年所希望见到的局面，希望见到的人才，已经开始崭露头角，渐渐走上历史的舞台。
  壬子，太皇太后宣谕三省曰：“大宁郡王已下渐长，欲令就学，可择教导官二人。”
  虽然是盲人，但是学习一样不能放松，不过赵煦偏心弟弟，教导官任命了陈昭明、苏容夫妻，说白了，就是将赵佖送去皇家理工学院培养。
  第一千七百一十二章 册府元龟
  二月，高丽使臣请赐《册府元龟》。
  大事。
  《册府元龟》，乃后世总结的北宋四大部书之一。
  宋四大书，是《太平广记》、《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册府元龟》的总称，也称四大类书。
  类书，是“资料性书籍”的意思，其中《册府元龟》载史事，《太平御览》载百家，《文苑英华》载文章，《太平广记》载小说。
  分别具有历史、百科、文学、志怪的价值意义。
  四部书中除《太平广记》为五百卷外，其余三部各一千卷，每一部的编纂，都经历了前后数年时间。
  《册府元龟》规模尤为巨大，是其他三部的数倍，因此也被称为宋四大书之首。
  其书初名《历代君臣事迹》，从北宋真宗景德二年修到大中祥符六年，整整编写了八年，方才完成。
  《册府元龟》的厉害之处，在于广泛取材于正史、实录，而不取笔记和杂史。
  这就注定了资料的可信程度和其官方权威性。
  成书虽然也是一千卷，但每卷的内容比其余三部丰富太多，主要内容为唐朝、五代的实录史料，也有自上古至五代的相关历史记载。
  按人、事、物，分门编纂，以年代为序进行编写，史料广泛，基本概括了十七史。
  大类分为帝王、闰位、僭伪、列国君、储宫、宗室、外戚、宰辅、将帅、台省、邦计、宪官、谏诤、词臣、国史、掌礼、学校、刑法、卿监、环卫、铨选、贡举、奉使、内臣、牧守、令长、宫臣、幕府、陪臣、总录、外臣等三十一部，共计一千一百多门，字数近百万字。
  部有总序，言其经制。
  从这些类名就可以知晓，无论哪个王朝拥有了这部书，基本就可以照猫画虎，构建起一个类似华夏的封建国家管理体系。
  因此这部书一直属于官方密档，流传不广，哪怕是想要在可贞堂借阅，都必须是朝廷七品以上官员，且不能离开阅览室。
  高丽的这个请求，也立刻就引来了不少朝臣的反对。
  这事情是礼部管，比如礼部尚书苏轼，就在大力发对之列。
  苏轼列举了好几条理由，首先就是朝廷对高丽太好了。
  每次入贡，朝廷从修饰亭馆、组织行市、调发人船，费用都在十万贯以上，而高丽贡献“皆是玩好无用之物”，而所费皆“民之膏血”。
  而高丽还是辽国的属国，所得赐予，若不分遗契丹，则契丹不可能听其来贡，因此给高丽好处，就是给辽国好处。显是借寇兵而资盗粮。
  还有高丽名为慕义来朝，其实还是为了利益，因为契丹足以制其死命，而我不能。所以不管高丽愿不愿意，其实就是辽国的间谍，今高丽使者所至描画山川形势，窥测虚实，必非善意。
  还有，庆历年中，辽国生事，先以中国增置塘泊为理由。
  如今辽国虽然恭顺，但是不知道哪天可能又会乱来，现在中国对其藩属国这么好，“桀黠之敌以此藉口，不知朝廷何以答之”？
  苏轼表示如果这样做了，则“例愈成熟，虽买千百部，有司不敢复执。则中国书籍山积于高丽，而云布于契丹矣。臣不知此事于中国得为稳便乎”？
  “使敌人周知山川险要、边防利害，为患至大”。故而“其人使乞买书籍，其册府元龟、历代史、太学敕式，本部未敢支卖”。
  高丽馆伴宋球上书：“先朝盖尝赐之矣，此非中国所秘，不与何以示广大？”
  于是苏轼跑去查以前的档案，然后又上书：“臣查得许卖高丽史书编敕故在，然亦禁以熟铁与人使交易，岂是外国都未有熟铁耶？以此推类，谓其已有，反不复禁，此大不可也。”
  这就不讲理了。
  苏油对此不以为然，文化输出对于后世来说，是大家都明白的问题，绝对有大好处。
  不过事情也有阶段性，经济侵略、文化侵略，也只是后世的东西。
  反正苏油所知道的，周边藩国偷大宋的钱，曾经导致大宋东南普遍性的“钱荒”；而文化方面，两个大宋文人的叛逃，就让西夏崛起；而辽国吸收部分华夏制度，行南北之制后，也带来了百年稳定和强盛。
  但是苏油认为如今的大宋已经更加接近于后世，故而经济与文化输出，其利弊也同样更加接近于后世，因此大苏的担忧，其实有些多余了。
  于是上奏分析了高丽如今的情况，认为高丽和辽国之间如今间隔了一个女直，实际上辽国对高丽的影响已经变得非常薄弱，而鸡林公王颙明显对中国的依赖越加深刻。
  以往高丽人帮辽国人购书，那是因为外交和贸易没有分清楚，导致无数唯利是图的商贾在中间浑水摸鱼。
  这种情况，现在已经不存在了。
  还有大宋如今对辽国也是有理有节，不再怕辽国无理取闹，因此大苏的担心，也不存在了。
  反倒是对于王颙的扶持，成了如今大宋对抗高丽国内亲辽派的重要手段，因此赐书其实也不是不可以考虑。
  既然大宋以华夏文明的捍卫者传播者自居，那么也就理应堂堂正正地让藩属国亲近华夏文明，脱离野蛮气质。
  还有大苏引用的敕令大有问题，认为国外虽有熟铁，但朝廷敕命不得售卖熟铁给那些“使臣”，是深思熟虑，却没有考虑到近年来大宋和周边国际贸易的巨大变化。
  熟铁，如今可是大宋出口的拳头产品！
  这个是苏油开出来的金手指带来的代差。
  熟铁就是含碳量极低的纯铁，如今全世界的冶金工艺，得到生铁容易，得到熟铁却困难，冶炼出来的铁料，普遍含碳量太高。
  这个减法做起来并不容易，比如日本，就是用团钢法，烧出铁料后凭经验将铁料分拣出高碳和低碳，然后有目的地进行配比，锻打到一处，以此控制含碳量，使之变成精钢。
  而大宋以前的诸多铁务，则是通过“炒铁法”，就是通过翻搅铁水，使里边的碳被空气氧化，再通过反复捶打半融铁料，除去炒铁过程中重新生成的铁氧化物而得。
  高炉的发明，和到后来电解水工艺的成熟，让吹氧脱碳工艺得以应用，大规模低成本生产熟铁，才成为了可能。
  最大军事用途就是密布河北的铁丝网。
  对于大型钢铁厂来说，熟铁的制备其实并没有什么必要，除了赚钱。
  因为说白了，熟铁就是脱碳过度的钢材。
  但是对于除如今大宋而外的日本、朝鲜、辽国、南海诸国来说，熟铁，甚至比钢还要金贵。
  大宋民间其实也是如此，所以大宋各大钢铁厂、机械厂的另一门大生意，就是将熟铁作为“铁母”，卖给各大铁匠铺子，让他们与自己土法能够得到的生铁一起，锻造钢材，这样可以让他们降低炼钢成本，满足民用的巨大缺口。
  所以熟铁的出口，也成为了宋国今年对外贸易的优质产品，利润甚至比丝绸和瓷器还要高。
  最终朝廷认可了宋球和苏油的议论，“卒与之”。
  辛卯，广南东路转运判官苏轭，在获得刘挚批准之后，开始巡视辖内诸州。
  广南东路沿海，有近二十个大大小小的盐场，此外，东部和西部产铅、锡，西北部产铜，全区域范围都产银，大大小小的铅、锡、铜、银工场，也是数十处，此外韶州永通监、惠州阜民监，尚有两处钱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