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永斗一个月前就已经从张家口赶到了燕京，多尔衮初时并没想把他抬得太高，虽然许了张家口为其永业，将他和其他七家晋商封为皇商，赐了散官，归入内务府统辖。社会地位上似乎上升了许多，可终究还是与真正的上层高门有着距离的。
  但是，满清财源的枯竭让多尔衮一筹莫展，那些已经投降满清的前明官员们显然也不善于经营。这时候冯铨就上书进言多尔衮，可闻策于范永斗等。
  冯铨是个标准的阉党余孽，当时的宦官李永贞曾将冯铨与魏忠贤的心腹宦官涂文辅相提并论，说道“内相有涂文辅，外相有冯振鹭，时事可知也。”可见冯铨已是魏忠贤党羽中的头面人物。后来定魏忠贤案的时候，一百二十九人里冯铨罪列第二，但也只是被削职为民。
  满清入关之后，多尔衮出于朝堂官员欠缺极多的考虑，招揽举人、秀才之余，对于之前被罢职的朱明官员也一概重新录用，冯铨就是其中之一。
  又因为他当初曾做到少保兼太子太保、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那一被满清录用，便直接做上了户部侍郎的高位。
  满清财政上的艰难被冯铨看在眼里，后者比多尔衮都着急。
  崇祯帝的大明是怎么崩塌的？原因极多，但谁也不能否认财政崩溃的巨大作用。这满清要也是财政崩溃了，他们岂不是还要退回关外？
  冯铨可不愿意跑去关外苦寒之地为官，而他更不愿意放弃到手的官职，这是户部侍郎啊。
  纵然这大清朝是鞑子为大，就跟当初的蒙元一样，满蒙八旗是一等人，汉军旗是二等人，包衣阿哈就是第三等人，之后才是汉人。
  但摄政王贤明啊，刚入汉地就知道施行汉法，结好士绅，那蒙古鞑子当年若也能明白这个道理，又怎么可能百年国运都没呢？
  冯铨就一门心思的为大清朝效力，因为只要大清朝稳了，他的荣华富贵就也稳了。
  退一步说，哪怕这大清朝就跟他们的祖宗女真金国一样，那也有百十年的国运不是？他本人的富贵，他冯家的富贵也够了不是？
  冯铨就连连上书多尔衮，首先要求清查民户、编册田亩，要以此收税。然后请命追缴夏税、人头税。最后就是核定田税。
  在朱明时期，崇祯十年前，辽饷最高时，一年也就不到七百万两；分摊在每亩地上，一亩地也就多收一分二厘的银子（0012两）。如此还多半都收不全，四百万是高的了，通常都只是一半。
  （万历四十六年，亩加三厘五毫，天下之赋增二百万有奇。明年复加三厘五毫。明年，以兵工二部请，复加二厘。通前后九厘，增赋五百二十万，遂为定额。
  崇祯四年，乃于九厘之亩复征三厘，共增赋税百六十五万四千有奇）
  甚至在崇祯十年后，明帝国已到最后的疯狂，但是，所谓的三饷全算上，分摊在每亩地上，也就三分银子（003两银子）。
  如果不是贪官污吏十倍、几十倍的增收，这点增额真的不算什么。
  冯铨的提议就是，这些前明的增额，我大清是不是也继承下去呢？
  要知道，只一个北直隶就少说有七八千万亩地，扣除各地的隐田，官府田册上记载的也有四千万亩。而随着大批官员士绅的南逃，还有被崇祯帝、李自成的先后卷裹，这些人家的田亩肯定不能像他冯家的田地一样得便宜，稍加整顿来，冯铨估计编册出五千万亩都是少的。
  但是京畿地区被战乱和病疫蹂躏的太重了，就算有五千万亩耕田，究竟能收取多少粮税，他心里也没底儿的很。
  要万一定的轻了，不够我大清耗用的，那可就麻烦了不是？
  多尔衮从冯铨的奏章中看到了这人一个滚烫滚烫的真心，遂亲睐有加。冯铨随后举荐了范永斗，后者也没让多尔衮失望，立刻就提出了盐税和盐引。
  长芦盐场的产量现在就能有二十万引，日后稳定了更能增至三十万、四十万引，每张盐引哪怕只卖出二十两银子，那都是多少银子了？何况这盐引也是能增发的不是？
  只这一笔买卖就足够比拟一场甘霖露水，叫多尔衮大喜过望。
  至于郑芝龙的水师会不会经常来问候，不管是范永斗还是多尔衮都不会在乎的。这是一种应急手段，他们相信用不了多久，西路大军就会取得突破性的进展的。到时候有晋西的盐池在手，这盐引就还是盐引。
  “好，好。就照你说的办。”多尔衮现在看范永斗的眼神就跟看财神一样，当下就许诺了，只要范永斗潜心用事，大清是不会亏待他的。到时候内务府的高层中少不了有他范永斗的一席之地。
  范永斗欢喜的从睿亲王府退下了。这事儿由他来操办，那范家为首的这帮子人可就有的利益赚了。
  这可是盐引啊。传家的宝贝，富贵的根基，那田亩都还有水涝旱灾呢，盐引呢？天底下看谁不吃盐？
  就是那掺了土沙的盐，也比土盐有滋味不是？
  不过回到府邸里，听到西院传来的哀哭声，范永斗心中的喜意又猛地减弱了许多。
  他家老六生不见人死不见尸，整个都失踪了一样。连着不少家里已用惯了的伙计，一块不见人影了。
  范家虽然还没有发丧事，但上上下下却都已经认定范永良活不了了。
  那损失可是不小。
  不但价值几十万的粮食物资不见了影子，他还丢了自家老六和不少能用得上的伙计，也亏得这些年范家人赚了不少银子，不然就这么一件事，都能叫早前的范家倾家荡产。
  想到这儿，他就不得不想起了自己的儿子。大清要向西夷购大炮，这事儿必须要小心小心再小心。
  范永斗最初想到了自己的侄孙范毓栋，但很快他就改了主意，因为此时是多尔衮亲自关注的，那虽然有危险，却也更有功劳。他使人火速把张家口的儿子范三拨招来，范三拨听闻经过后当即就请命前去。
  有危险怕什么？
  这天下事儿就是混吃等死，还有被噎死的风险呢，他范三拨可不怕。
  次日里就带着人手，人不知鬼不觉的南下去了。
  至今连个消息都没传回来。
  范永斗之前还为儿子的‘锐意进取’而感觉高兴，可现在，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他就心烦意乱了。早知道还有盐引的买卖等着自己，他何苦要儿子南下去赚这个辛苦功劳？
  盐引事儿上，自己让他三分功劳，不也一样能在摄政王跟前落个好么？
  ……
  郑芝龙已经带领队伍回到了津门，然后他就遇到了一个很棘手的事儿。金陵城派来使团已到津门了，然后他们都被郑芝鹏给扣下了。
  “大哥，你都把鞑子在关外的老巢搅得一塌糊涂了，小弟如何敢放他们去燕京？”郑芝鹏说的不无道理。多尔衮若是拿这些人杀了泄恨，那冤仇却会很有一部分不会被记到多尔衮的头上，而是会落到郑芝龙的头上。
  谁让他带着队伍把关外搅得一塌糊涂呢？
  多尔衮气急了杀人，情有可原不是？到时候反倒郑芝龙落得里外不是人。
  “何况这次朝廷派了左懋第为正使，真要因关外事而被鞑子杀了，大哥又该如何自处？”郑芝鹏也是奇怪了，朝廷怎么就派了左懋第呢？
  身为南明使团正使的左懋第是老资格的东林党，早在万历四十三年（1615），就与堂兄弟左懋泰、左懋芬、左懋桂、左良辅等人参加了著名的文社山左大社（复社分支）。
  其人有士林清名，为官爱民恤民，自身崇尚节俭，还有知兵之名。崇祯八年时，他在晋西的韩城为官，当时民军数万围城，左懋第组织城内士绅百姓守城，历经四十余日，贼不能入。
  所以，这人的操守和实际能力都在这个时代的文官水准之上的。而同时他也是金陵城内反对联虏平寇的领袖人物之一。
  但即便是反对与满清议和联手平寇，左懋第这几日也把郑芝鹏骂的狗血喷头。
  郑芝龙听了哈哈一笑，并不觉得意外。左懋第这种人，那是把朝廷看的比谁都重，郑芝鹏身为大明的将官，却胆大妄为的把他们这支朝廷派来的使团给截住了，那在他眼中可不就是目无法纪么。
  “大木。”郑芝龙叫道。
  “孩儿在。”
  “你去驿站走一趟，把左懋第和副使请来，就说我要设宴赔罪。”
  郑森领命后掉头就赶去了驿站。
  先没有见到左懋第，第一个看到的乃是此行二位副使之一的陈洪范。这人是个武人，万历四十六年（1618）中武举，虽然没大本事，但却神奇的一路官运亨通。
  十年时间就做到了右都督，江浙总兵官。后来丙子虏乱，朝鲜向大明求援，崇祯帝使之将兵八千进援，但后来也不了了之了。之后陈洪范带兵进了关外，清军攻皮岛，陈洪范逃到广鹿岛，因此被革职。
  后来跟着熊文灿堵截民军，张献忠势穷投降，就是因为他受了张献忠的金银珠宝，为其牵线搭桥，这才叫张献忠逃过一劫。
  崇祯十二年（1639），陈洪范剿寇多次不利，在襄阳差点被农民军俘虏，以病疾被解职。
  却不料他悄悄的跟马士英搭上了线。这次金陵朝廷要“联虏平寇”，派出使团同清廷勾结就成了当务之急。陈洪范得到了马士英的举荐，自告奋勇，奏请北使，如是成了北上使团中的两个副使之一。
  陈洪范待在津门驿站，按道理是被好吃好喝的伺候着，但他人焦急啊。
  郑芝鹏已经说了，他大哥引兵北上，把牛庄、鞍山和辽阳都打下来了，一路推到了盛京，鞑子在关外损失大了去了。这要是他们进京，那还不要被一刀砍杀了啊？之前郑芝龙都杀了鞑子一个大学士呢。
  左懋第不怕死，虽然反对议和，却一意进燕京。
  而陈洪范却是怕死的，可他又不能表现的出自己怕死的样儿，他还想凭着自己这次的表现而重新回到官场上呢。所以，他就也跟着左懋第学习，一边提着一颗心，一边是一见郑芝鹏就破口大骂。
  骂着骂着他也真恨上郑家人了。
  你说要不是郑芝龙捣蛋，这事儿能这么危险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