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
  一直想以我的故乡为背景，写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小说，想了十多年，到了非动笔不可的时候，终于有了大块的时间，一个人，便来到了一座陌生的城市，一住就是两年。这两年里，我隔绝一切来往，断绝一切可能的诱惑，每日里，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写作。不看电视，也很少上街，几乎把自己囚禁了起来。寂寞成了我无尘的书屋，脚步无法到达的地方，心灵可以抵达。局外者，不无同情我的孤独与生活的单调，局内者，却很是羡慕我的奢侈与心灵的自由。有时，走出是为了返回，离开是为了靠近。鲁迅先生离开自己的故乡，才写出了一系列有关故乡的小说，沈从文的乡土小说，也都是他离开湘西之后才写的。远离了故乡，才能形成一种强烈的地域反差和人文反差，这种反差，恰是文学所寻求的个性。当我用两年的时间，陪着我故事中的人物共同走完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历程，我的心灵无疑得到了一次净化。落下了最后一个字，仿佛卸下了久压在身上的一副重担，不觉长舒了一口气。然而，气是长舒了，人还停留在人物与故事之中，一时走不出来，感到有一种沉甸甸的东西，长久地萦绕在我的心头，总也挥之不去。
  我的故乡很有名。这名，不是因为出了达官贵人，也不是历史上发生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件，而是由于生态环境太差，民风太淳朴，人民太勤劳才扬的。于是，故乡的名字也由镇番改成了民勤。如果你留意一下中国的版图，就会发现，在中国西北的巴丹吉林和腾格里沙漠的边缘有一片绿洲，那便是我的故乡民勤。我的故乡是中国四大沙尘暴的发源地之一，年均风沙日为139天，8级以上大风日29天，最大风力为11级，风速每秒25米。这里的人民自己也说不清吞下了多少沙子。这里的民谣说：风沙线上人民苦，一天吃进半斤土，白天吃得还不够，晚上还要接着补。由于生态环境日益恶化，许多村子已被黄沙掩埋了，地下水位每年在不断下降，上世纪70年代只有2米左右，80年代到了10米，90年代到了25米，现在有的地方到了100米，沙漠正以每年8～10米的速度吞噬着这片土地。这个曾经的重要商品粮基地县，这个曾经因为“人进沙退”而名扬世界的小县，目前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每年有近乎3万的生态难民背井离乡，离开了自己的家园。生态的恶化有全球大气候的影响，也有盲目开发所带来的恶果，然而，无论怎样，民勤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决定了它有不同寻常的特殊作用，它就像一个楔子，楔在了巴丹吉林和腾格里沙漠之间，倘若没有民勤这片绿洲，两大沙漠一旦合拢，整个河西走廊就会被揽腰切断，周围的金昌、武威将会被黄沙掩埋，沙尘暴将会成为北京的常客，从而受大气候的影响，南方的气候也会随之恶化。在这个意义上讲，民勤已不是甘肃的民勤，也不是中国的民勤，而是世界的民勤。国务院非常重视民勤的生态，早在2003年，*总理就说，决不能让民勤成为第二个罗布泊。温总理的话就像一缕和煦的春风，让故乡的父老乡亲多了一些安慰，也多了一些自信。
  我虽然阔别故乡数十年了，但是，由于割不断的血脉相连，时常走动在城市与乡间，故乡的人与事，总是时时打动着我。每当我有什么解不开的结，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一想起生我养我的那片土地，一想起那片土地上艰难地生活着的我的父老乡亲，我就没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我就没有什么解不开的结。这大概就是他们身上所具有的善良、勤劳、坚韧、顽强的传统美德以及博大、宽容，积极、向上的人格精神对我的感染和影响。如果我的身上还有一些吃苦耐劳的精神，还有一些质朴善良的品质，那肯定是我的父辈们对我的潜移默化的结果，是我的故乡的淳朴民风对我的影响。
  这种独特的地域环境，这种博大顽强的精神品质，时常地感动着我，也激励着我的创作欲望。十多年前，我试图用我手中的笔，写出我对这片土地的爱，虽也刊发了一些中短篇小说，得到了一时的好评，但是总觉得那些小说并没有足够地表达我对故乡的热爱与思考，也没有承载起我想要承载的精神能量。我一直在想着，等我储备了更加丰厚的精神资源，等我有了整块的时间，一定要为我的故乡写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小说，为他们树碑立传。我所说的“真正意义”上的小说，就是要坦诚地去关注我们共同面对的当下现实以及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冲突中探究人的命运，苦难与温馨，欢欣与追求，梦想与挣扎，幸福与希望。穿透已被同化了的西部文学的表层色调，直抵生活的本真，达到应有的精神高度，写出我们西部的精气神。我始终固执地认为，苦难不是西部文学的主题，戈壁大漠也并非是西部文学的符号，西部文学也非妖魔化的传奇。而时下的一些所谓的西部小说，要么就是一味地展示西部的贫穷落后，展示荒蛮野村的愚昧无知，忽视人的精神价值的存在；要么以现实的姿态出现，装满了伪现实的内容，片面的歪曲和夸大西部的丑陋，以此博得外人的好奇与同情。我们不能否认西部的贫穷与落后，即使是绕不过去的苦难，也有苦难中的温馨，也充满了幽默和欢乐，充满了人性的诗意与美好。真正的西部人，面对苦难，并非是愁眉哭眼地叹息，他们所持的人生态度永远是积极向上的。一代又一代的大漠中人之所以这样乐观地生活着，更重要的是，他们还传承着一种不屈不挠的精神，一种与自然顽强抗争的精神，如果没有这种精神的支撑，很难想象，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是怎样生存下去的。而这种精神，又何尝不是我的中华民族的精神，何尝不是我们的文学作品所要寻找和表达的？
  无论时代发展到什么时候，人类绝对不能没有自己的精神。小而言之，它是人生的支柱，大而言之，它是民族复兴的动力。
  我工作的金昌市离我的家乡不过二百多里路，割舍不了的乡情，常使我魂牵梦萦。有空了，我就时常地下去走走。甚至，有时下去，不惊动任何熟人，默默地到农民的田间地头去看看，到沙窝窝里去感受感受。即使一个人，静静地躺在沙漠上，吮吸着沙漠的气息，聆听着沙漠的声音，也仿佛与大自然有了某种心灵上的沟通。我爱沙漠上的每一种植物，爱沙漠上的每一个生命。即使是爬来爬去的小蜗牛，探头探脑的小蛇鼠，也是那么的可爱有加。我不知道它们是怎么生活着的，但是，它们一定也有它们生活着的理由。我一直在思考着，在寻找着，思考着这片土地为什么这么深沉，寻找着这片地上的精气神。寻找的过程，既是我的知识储备的过程，精神修炼的过程，也是我精心地呵护着我的人物成长的过程。在这期间，我出版过一部农村题材的中篇小说集《悲情腾格里》，又出版了长篇小说《绝路》、《残局》、《后台》、《我的美丽没有错》。《绝路》出版后，不到三个月，三、四种盗版书纷至沓来。《后台》由春风社出版出版后，先后有《扬子晚报》、《华商报》、《重庆商报》、《上海新闻午报》等十余家媒体作了连载。不久，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又出了再版，西安一家文化公司买断了电视剧改编权。虽然这些小说在读者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是，这并不是我心目中的小说。我只是想通过这些小说的写作，抒发某一时段堵在心里的块垒，提升我结构长篇的能力和叙述水平。我似乎觉得，这些小说的创作，都是为了我的这部小说创作在做准备。我省新锐评论家杨光祖曾在评论我的小说时说：“本来，唐达天从故事小说向性格小说已经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他完全可以在这片文学活土上大有可为，一展才华，写出扎实厚重的长篇小说，无愧于自己的童年体验和西部热土，在文学艺术上再上一个台阶。但遗憾的是他没有沿着这条路走下去，而将笔触摇向了畅销小说的领域，写出了长篇小说《绝路》系列。《绝路》是一部好读的小说，是一部拥有一定数量读者的小说。在如今这个市场经济社会，做畅销书作家，还是做纯文学作家，或雅俗共赏类作家，当然是个人的事情。不过，我认为在文学写作中丢失自己，也是一条‘绝路’，即便它拥有庞大的读者群。”他的话无疑戳到了我的痛处，也点准了我的软肋，对我的创作触动很大。写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小说，是我一生的夙愿，但是，我知道，我缺少的东西还很多，我之所以迟迟不敢动笔，是怕浮躁的环境和心气破坏了我的写作心态，也怕我的生活储存和创作能力跟不上去，破坏了深藏于心的美好，从而损伤了那些人物在我心目中的神圣。海到无边天是岸，山登绝顶雪为峰。任何事情，强求不得，到了一定时候，自然会瓜熟蒂落。直到2004年，我调到了市文联，有了时间，对我的生命体验做了认真的回顾与梳理，才觉得我的小说中的每一个人，已在我的心里一天天地成熟与丰满了，他们中，老的老了，死的死了，新的一代，成了社会的脊梁。也似乎觉得，我苦苦寻找的东西，也隐约地寻找到了，应该到了动笔的时候。
  小说中的场景，小说中的人物，都在我的故乡。有的人物，我连名字都没有改。只要我一闭上眼，他们的音容笑貌就栩栩如生地浮现在了我的眼前。尽管如此，困惑也不少。如何表现生活，如何提升这些人物？以描写为主，还是以叙事为主？我曾经十分的矛盾。我喜欢那种平静的文字下，涌起的波涛，也喜欢一字一字的，跳动着的音符。但是，当我提笔一写，还是忍不住心潮澎湃，激动万分。我无法克制着我的冲动，正如我无法克制我对这片的土地的热爱。充满激情的写作，往往会失之偏颇，却也有冷静的叙述所无法企及的感染力。我一向排斥绵密的自说自语式的絮絮叨叨，也不欣赏原生态的自然主义的生活堆砌。由于作家本人的性格不同，他的表达方式也截然不同。正如托尔斯泰无法用博尔赫斯的方式去叙述，卡夫卡也无法写出《战争与和平》那样的巨着，但是，这丝毫不会影响他们都是世界级的大师。既然我无法克制自己的情感，就只能随其自然了，过分地强迫自己，往往适得其反。
  当我进入写作状态，才第一次感到了，写一部真正意义上的长篇，将是对自己的知识、思想、修养和人格的挑战。过去也曾知道，一个作家的人格修炼，精神资源的深与浅，直接关系到作品的高低。但是，知道归知道，因为切身的体验不深，总也不以为然。直到现在，我才深切地感到了我的知识资源、思想资源、精神资源的贫乏和不足。我第一次有了一种刻骨铭心的认识，一部作品的成败，与一个作家的自身修炼将有着多么重要的关系。写作到了一定的阶段，仅有热情、生活、技巧和灵气是不够的，思想便成了决定性的关键。思想于小说，犹如灯之光，火之焰，珠宝之气，金银之泽。有了它，就有了神韵。如何更加准确的把握人物的命运，真正概括出西部农民的真实，极大的发掘出人物自身所具有的精神含量，这使我时常出现的困惑，这也正是我要逾越的高峰。这其间，我有幸查看了雷达先生的《长篇小说是否遭遇瓶颈——谈新世纪长篇小说的精神能力问题》和《当前文学创作症候分析》。雷达先生是我一直敬仰的评论家，他写的评论文章，我凡能搜集到的都要找来认真地看，每看必受益。这次亦然。先生的论述，犹如洪钟大吕，对我的创作启发相当大，他站在人类抒写的高度，俯瞰当前的写作姿态，所指出的症结正是我创作中遇到的困惑，悉心揣摩，我的思绪仿佛打开了一扇窗户，似乎慢慢地从困惑中走了出来，最终逾越了一个个障碍。
  当我的小说快要完成的时候，我从媒体上看到了两则新闻，对我的触动很大。一则是一列从新疆开过来的铁路客车被沙尘暴困在嘉峪关数个小时，飞沙将厚厚的玻璃窗打成了碎片。二是“武威放水救民勤”。前者让我震惊，后者让我温暖。生态的恶化的确到了令人惊讶的地步，大自然已经向人类发出了严重警告，如果我们不珍惜，必将得到应有的报应。我们只有一个地球，爱护它，就是爱护我们自己。生态的恶化，与水有着很大的关联，民勤与武威，历史上曾发生过无数次的争水事件，虽也有吵闹，甚至也有过械斗，但是，这种争斗，说到底，只是一种兄弟式的争斗，到了关键时刻，兄弟毕竟是兄弟，他们还是伸出了援助之手，这其实也表明了人与人的关系逐渐走向和谐。如何改变人与自然的关系，改变人与人的关系，这已经成了全球化的问题。这些问题正是我的小说想要关注的。更重要的，还想写出人的一种精神，以及这种精神的传承。正因为有了这种精神，才使他们在非常严酷的生活环境中生存得有滋有味，也正有了这种精神的继承与扬弃，才会一代比一代强。中国农村历来是政治和改革的前沿阵地，在解放后的半个多世纪的探索与实践中，农村经历得实在是太多太多了，生产方式的否定之否定，逐渐探索出了一条农民富裕，农业发展的新路子。这些正是我们的文学工作者不能忽视的。一部长篇小说的承载毕竟是有限的，能否准确地把握与驾驭，能否高度的概括和提升，说到底还是一个作家的精神能力问题，我知道我还不够，还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但，我已经尽力了，也只能如此。有人问球王贝利，你最好的球是哪一个？贝利说，是下一个。可我，没有那种自信心，只能说是这一个。我一直对关心我创作的领导、师长、朋友和读者心存感激，是他们，给了我创作的自由，也给了我创作的热情。感谢甘肃省委宣传部，把这部作品定为全省的重点文艺项目，给予了资金上的扶持，消化了我几年的差旅费。在此，我一并深表谢意，虽然是轻描淡写地一笔，我的心却是真诚的。
  二oo六年十二月十六日于珠海（未完待续）